土客矛盾：城市发展中的共性问题

作为移民城市面临的共性问题，人口集聚与城市发展的紧张关系往往表现为显著的“土客差异”和日益尖锐的“土客矛盾”。

迁移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以后往往带来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相互竞争和冲突。这种相互冲突往往被描绘为流动人口侵占了本地人口的利益，以及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对有限的社会资源相互竞争所带来的冲突。这种冲突往往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历史上，这种冲突甚至经常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在现代城市中，本地人口往往认为移民侵占了当地的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外来人口则往往认为城市存在突出的社会排斥和权利损害，因此导致排斥、骚乱，引发移民政策的收缩和人口控制等现象。这样的土客矛盾在利益格局上造成了社会隔离和分化，使得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城市，也使得城市体制难以对移民形成良好接纳的制度安排。

人口集聚和城市发展是移民不断市民化和融入城市的过程，也是本地社会不断吸纳和包容移民群体和重构城市社会的过程。我们看到，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因素不仅包括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时间，也在于制度性因素对于流动人口权益的保障和利益供给。流动人口居住与生活的日益社区化和本地化的社会资本的形成对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有积极作用。我们也可以看到，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的日益稳定、收入水平的提高、就业和创业的发展、自有住房的获得、教育程度的提高等中产阶级化的发展过程，本身强化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能力。

从本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和接纳行为看，城市本地人口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接纳也是多样化和渐进性的。相对于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本地居民，高收入的社会阶层、较高教育程度的本地人口对于流动人口有更强的接纳性和积极评价，对城市流动人口有更佳的接受和欣赏态度。相对于贫困社区中本地人口对于外来移民的敌对态度，在一些更加中产阶级化的新兴商品房社区，由于市场机制所提供的开放性，使得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有着更加平等包容的社会态度。

这也说明，在低收入和低教育程度的社会中下层群体中，对于城市公共资源的竞争性更加突出，对于城市公共服务具有更强的垄断性的要求，而教育程度提高和收入提高的社会中上阶层，更加适应城市发展的市场化和平等机制建设，对于移民则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平等性。这一点可以从高档的商品房小区和城市公共租赁小区对移民的差异性态度表现出来，相对于中产阶级开放地看待移民并和移民群体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反而是收入水平较低的本地民众更担忧流动人口抢夺了原来属于本地居民的资源和机会。(www.xing528.com)

因此，移民过程中的“土客”之间的冲突，其实质不是“土客”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城市发展机会不足所挤压造成的社会群体利益冲突。当城市缺乏发展性，会加剧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困难，增强对流动人口接纳的排斥性，并增强利益分化和利益冲突。因此带来的“土客矛盾”，逐步撕裂城市社会，并对城镇化发展带来不利的恶果。这也告诉我们，在移民和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的“土客矛盾”不是必然的，城市化本身创造的充分的发展性和开放性，本身就有利于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因此，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客矛盾”问题，并不是通过人口调控和分配利益来得以实现，而只有在一个更加顺畅的流动性、更加充分的发展性和中产阶级社会的日益形成中，在一个更加开放性和发展性的公共政策框架下，流动人口的融入和本地人口对流动人口接纳才有可能。只有当城市中本地人口和移民群体通过教育水平提高、通过就业发展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提高，以及提供发展机会能力的提升来实现普遍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实现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社会阶层的平衡性和相互渗透，才能支持推动移民的融入和城市居民对移民的接纳。在这种发展性所推动的社会融合的机制下，才能增强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融合，一个更加整合的移民社会才能够实现。

并不是通过人口综合调控就能解决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土客矛盾”，而是城市需要提供更好的以发展为导向的公共政策，使得包括移民与本地人口的教育机会得到提高和发展，实现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融合。

总之，从上述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人口综合调控不是协调城镇化过程中人口集聚和城市发展紧张关系的根本对策。恰恰相反，人口综合调控会限制移民的发展能力和恶化城市公共安全，不利于城市吸纳优秀人才和推动城市经济的创新性，不利于城市的经济增长和公共财政能力提升，不利于本地人口和外地人口的利益协调和相互整合。只有在提升城市管理的过程中，在扩展多元化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在强化城市性和城市新中产阶级不断成长中，大都市人口和城市的协调发展才真正能够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