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将城镇化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城镇化:一种是不可持续的城镇化;另一种是可持续的城镇化。
以我国为例,迄今为止的城镇化发展,带来了经济财富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带来普遍存在的不可持续性的弊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依靠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劳动者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或者是在正规就业部门非正规就业(任远等,2007)。城镇化过程中的多数移民和劳动者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他们主要依靠私人租赁居住,构成了一种非正规就业和非正式居住的城镇化,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隔离、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在城镇化过程中也带来日益严重的家庭分离,使得城市中少年儿童的比重扭曲性地减少,削弱了城市持续发展的能力。非定居移民进一步减少了在城市部门中稳定的劳动力,削弱了城市未来增长的潜力。而大量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健康则受到不利影响,不利于国家未来的劳动力质量的提升。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和不公平的公共服务配置,使得城乡之间的社会差距、城市内部的社会差距在城镇化过程中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当迁移劳动力进入中老年时期,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处境而不得不返回农村,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养老保障的积累,使得他们在农村的生活处于更加困难的处境。同时,由于农民的土地产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城镇化过程往往造成农民的利益被损害,城镇化过程中失去土地的人口缺乏长远生计,使得他们成为城镇化过程中非常脆弱的群体。
同时,当前我国的城镇化模式过度依赖土地利用和资源环境的耗费性使用,出现了大量土地的闲置浪费和空城现象,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基于土地、河流、农地和林地的城镇化占用,以及城镇化造成的工业和生活污染的增加,使得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遭到很大破坏,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成为以资源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城市化。土地城镇化构成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因此地方政府有动力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推动土地利用改变和进行城镇化建设,但是土地产出效率下降也带来巨大的金融债务风险。这种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不断拉长杠杆的金融债务,使得城市未来发展的土地供给和生态资源过度消耗,而更高的远期债务也削弱了未来发展的投资能力。
这种状态下的城镇化发展,相当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城镇化模式,往往是通过长期负债来平衡短期负债,通过土地资源的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来提高经济产出,忽视劳动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化。我国城镇化迫切需要向可持续的城镇化模式发展转型。更加可持续的城镇化模式强调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倡绿色发展,重视社会整合,重视劳动者与城乡居民的福利进步和社会平等。(www.xing528.com)
当然,不可持续的城镇化和可持续的城镇化,与其说是两个不同模式,不如说是城市化发展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可持续的问题,其实是在欧美国家城市化初期普遍存在的现象。例如,英美国家从18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在很多方面能够对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启发。这些国家的不少城市都出现过突出的城市贫困问题、移民和社会分化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我国当前的不可持续的城镇化,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仍然处于城镇化发展的较初级阶段。城镇化的长远发展,则需要将城镇化发展从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提升和转型为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一种看法认为,实现向可持续城镇化的转型是发展内生性的结果。城镇化过程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更加持续性发展的模式,具有类似于库兹涅茨曲线的效应。例如,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会带来资本深化,推动原来劳动密集和低成本劳动力的模式转变为人力资本的模式,更加重视劳动者的福利、重视教育培训和技能的提高;社会稳定的需求将推动城镇化从社会分化的模式转变为社会整合的模式,因此也会相应减少社会发展的不平等性;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的承载力将推动从资源环境消耗性的发展模式转变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城镇化模式;经济比较优势的变化推动城镇化动力从劳动密集的加工制造业模式转变为更加具有创新性的经济产业模式;等等。然而,这种乐观的内生性转型迄今尚未出现,新的可持续的城镇化模式脱胎而出还非常困难。城镇化道路隐含的风险在于,内生性转型并不必然发生,转型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制度建设,而如果缺乏足够的投入和改革来实现这样的内生性转型,经济社会发展则很可能在不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中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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