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综合义务

从流动人口的行为模式来观察城镇化过程，乡城之间的迁移人口像潮水一般地涌入城市，而同时又不断地退出，其中只有较少部分人口在城市中不断发展、沉淀下来。从农村部门的角度来看，在农村生产率压力和城市就业机会的共同作用下，农业剩余人口不断外出就业，同时外出的流动人口又不断返乡或周期性地回乡。在相当程度上，那些在城市中继续居留的往往被认为是“成功者”，而返回农村的则被认为是“失败者”（谭深，2005）。而如果我们用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学视角来分析，暂时性的迁移本身是农村家庭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返乡过程是迁移者完成了其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分工和实现了迁移的货币利益、风险规避等目标以后的返回，是一种家庭迁移策略的成功和完成。同时，相对于农民工进城带来农村人力资本的损失，返乡过程对于流出地农村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具有促进作用，返乡过程对于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因此，真实发生着的人口城镇化并非可以简化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样的单向过程，而是在乡城之间不断发生着的进城和返乡的综合过程。这使我们对每个时点人口乡城迁移背后存在一个人口逆迁移流的迁移模式有一个新的认识。例如，上海的流动人口总量从1983年的50万人增加到当前的1000万人，平均每年在总量上的增长率达到12%。而进一步看，每年新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数也是保持增加的。例如，1983年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约35万人，1988年为72万人，1993年由于浦东开发特殊事件的影响，新进入流动人口达到178万人，1997年为114万人，2000年为164万人，2003年为176万人，2007年约为180万人左右（任远等，2007）。与此同时，在2007年的时候，每年又有150万—160万的流动人口离开这个城市，其中当年进入城市又在当年离开的人口大约有90万，而另外的一些则是以前各个年份中来到城市后又离开的。城市中的外来人口总量是每年新进入的流动人口数量和历史上各年流动人口逐步沉淀的共同结果。

因此，一方面，每年的流动人口集聚数量在增加，同时流动人口总体上在城市沉淀下来的趋势在加强，使城市中外来人口的数量持续增长。而如果每年外来人口的流入减缓，而城市非户籍人口的流出增强，则会出现城市户籍人口总量的下降。我们看到，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沉淀性总体上是增强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动人口导入总体上保持增长态势，这些不同队列的迁移人口中逐步流入的人口总量是增长的。因此，我国2014年以后特大城市流动人口总量的稳中下降，一方面受到非户籍人口导入减弱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总量增强的影响。

这种进城和返乡共同发生的过程使我们对中国城镇化的实际水平产生了新的判断。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我国城镇化水平是36%，当前（2016）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为57.3%，而考虑到2.3亿的城市流动人口中的多数是并非在城市永久居留的“暂时居民”，真实的城镇化水平可能并没有这么高。我国的城镇化程度每年约增加1%，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但如果我们去除非永久迁移的数量，我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还是相当低的，不仅相对落后于世界同样经济发展程度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还落后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需求。这也是东南沿海地区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还出现“民工荒”的原因。实际上，“民工荒”表明了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是不足的。

这种进城和返乡交织的过程对城市与农村都带来不同的影响。对于城市而言，这样的非定居性移民有某些方面的积极意义，如避免了大量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涌入城市而造成突出的贫民窟问题。同时，流动人口无法在城市长期居留下来，以及对流动人口灵活性的吸纳和非正规的用工形式，对城市而言形成了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并避免经济风险对城市发展的冲击。例如，在2008年以后的金融危机，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导向经济遇到困难，带来相当严峻的失业问题，而这样的失业问题通过流动人口的返乡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这种非定居性的不利影响则在于，流动人口对在城市发展有着不稳定的预期，流动人口难以转变成为现代产业工人，使熟练性的技术工人无法成长，削弱了制造业得到内在强化的能力。劳动密集型的短期用工对于生产加工性的制造业生产是有效的，而现代制造业需要的熟练工人却不能依靠一年一度的短期招工得到满足。另外，当企业工人没有对企业以及城市的归属感，这样的劳资关系也很难形成高质量的生产，难以针对流动性很强的短期雇佣关系实施企业质量管理。就业的不稳定性，限制了企业对流动人口进行职业培训的动力，而流动人口经济收入的相对较低和流动人口自身对城市预期的不稳定性，使流动人口本身对人力资本投入的意愿和能力都是不足的。从城市管理者角度来说，流动人口的非定居性使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数量判断也是非常模糊的，并且对流动人口究竟是否会在城市生活以及要停留多少时间也是无从知晓的，因此城市部门也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稳定的针对流动人口的政策决策。(www.xing528.com)

进城和返乡交织的过程对农村部门也会带来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人口流动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和农业生产率，也提高了流动者自身的视野。但是，流动人口外出对于农村部门也造成精英人才的流失，农村公共积累能力被削弱，留守儿童的教育水平弱化和中途辍学的情况有所增长，同时又使新一代的农村劳动力继承父辈的经历外出打工，使农村发展存在陷入不断循环的长期性贫困的风险。进城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在年龄较高以后返回农村，反而增加了农村养老的压力。与此同时，实证调查也发现流动者在城市部门的产业经验和知识也并非完全对其返回农村有积极作用，因为在农村地区有很多城市部门的知识和技能并没有用武之地。

这样的进城和返乡交织过程，表现出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最优收入回报的市场动态过程，也产生于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性制度体系对流动人口生活和发展的影响，反映出流动人口与城市和农村制度体系互动的模式。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他们从自己的预期收益、发展目标、生活安排等标准出发，有差异地选择对城市的认同和融入。当对城市的经济收入不满意，他们收入增长和生活福利面临城市的制度壁垒，或是如果他们能够寻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或是自己的生活目标发生改变时，就会选择再次流动或者返回农村。而城市部门也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对不同的流动人口选择差别性的接纳态度，城市管理者试图通过不同的政策，通过政策屏蔽或者政策选择，将迫切需要的流动人口按照某种办法“吸收”或者“收割”进入城市体系，同时也将部分流动人口排除在城市以外。需要强调的是，流动人口的返乡，未必完全是由于受到城市部门排斥而无法完成他们迁移目的的“被动的返乡”，他们也因为家庭的劳动力不足、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需求、家庭团聚的需要或者返乡创业等因素出现“主动地回流”。

因此，这种进城和返乡，一方面反映了流动人口对城市的期望，也反映了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另一方面反映了农村生活和家庭因素对迁移的牵引，也反映出回流者通过迁移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投资追求新的发展机遇的创业和创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