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优化城市空间，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发展？

从空间的维度看，推动城镇化的深化需要增强移民的沉淀性，避免移民在城市空间的隔离。

城镇化过程依托于人口迁移流动的空间变动。浅城镇化的原因在于人口的空间流动面临制度性的壁垒，从而限制了人口的空间转移。保护户籍制度，以及基于户籍制度的各种福利制度和社会管理安排都限制了人口的空间转移，农村土地制度的非市场化也限制了人口乡城迁移的动机。只有通过加快相关制度改革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才能帮助移民在城市中更好地沉淀下来，支持中国城镇化的发展。

在人口进入城市以后，城镇的空间权利对于移民也具有排斥性。例如，引起强烈社会意见的“城管”问题、严禁马路设摊等等，其本身是对移民空间权利的排斥。而对外来者的住房限购、公共住房计划的排斥、缺乏制度化的私人住房管理体系、迁移人口无法得到可居住的空间，以及移民居住社区的空间隔离，都折射出城市空间安排对移民的排斥。

移民社区空间上的隔离性对于城镇化和移民发展的影响尤其显著，居住区隔离进一步加剧了对移民的排斥性，制约其融入城市社会，并影响迁移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的未来成长。移民社区的隔离性表现在多数移民的周围邻里主要是外地人口，而本地人口的周围邻里是外地人口的比重显然更低。“浙江村”、移民专业市场社区和城中村等都是典型的以移民为主的社区，当地方政府提倡封闭式管理则进一步强化了移民的隔离性。当移民社区的隔离性和贫困社区相互叠加，使移民居住于城市的边缘，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就更加显著。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打散移民社区的隔离性，提倡混合性的社区，就成为一种重要的空间政策。在欧洲的一些城市，通过制度规定某个社区要有一定比例的外来移民居住，而且强调某个族群的移民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并制定优惠的住房金融政策，通过居住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等的混合，避免形成社区隔离，带来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www.xing528.com)

城市的空间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也不适合城镇化过程中迁移人口的结构和需求。一方面存在大量空置的高档居住小区，另一方面大量移民聚居在棚户区和贫困住区，说明了我们住房市场的空间结构并不适应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结构，这些都是在城市住房和空间规划中需要加以考虑的。

从宏观的空间政策来避免浅城镇化，即城市化的发展需要使得土地规划和人口规划相互适应。如果当某个地区人口集聚的速度超过了城市居住用地的速度，就会带来住房拥挤和房地产价格的过度增值。中国的人口主要向东部沿海和大城市地区集中，而东部地区和特大城市的建设用地，特别是建设用地中的居住用地增长受到很大限制，这样就限制了对于移民的空间承载能力。相对来说，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土地空间利用还有较大浪费，对于中西部三、四线城镇化的土地投资很大程度还是浪费的。这要求国家城镇化发展需要协调分区域的城镇化和建设用地的空间配置，建设较为合理的城市体系和城镇群区域，并使空间利用和人口迁移流动相适应，从空间上支持城镇化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