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发展：双重陷阱及应对之策

浅城镇化所具有的暂时性迁移和非永久定居的特点，以及在城市福利方面的排斥性、居住的隔离性，也会影响乡城迁移的农民工的动态轨迹和他们的行为选择，对人口迁移表现出累积性、长期性甚至是代际性的影响，并因此影响宏观的城乡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暂时性移民和非定居性居住，造成移民对城市就业和收入的预期是短期性的，这种短期性弱化了迁移人口对迁移收益的判断，削弱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动机。而他们对成本收益判断的短期性，使得他们的迁移行为是短期性的。多数移民最终选择离开城市和返回农村，出现返回式的迁移或者周期性的迁移。人口迁移行为的短期性，使得移民的社会网络难以积累，难以形成不断强化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融合的薄弱意味着移民与当地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联系也非常薄弱。这样，社会资本薄弱进一步强化了迁移人口融入当地城市的难度和在城市继续发展的困难。户籍制度排斥、教育医疗制度排斥、住房困难等等，增加了他们在城市生活和发展的风险。例如，子女的教育问题、疾病医疗保障问题、居住住房安排问题等难以妥善解决，使得他们只能通过家庭分离来避免迁移的风险，或者通过继续保留小农土地来分摊家庭生活风险。实际上，当移民无法进入城市的制度体系，会逼迫他们更加依赖土地和乡土社会的支持，使他们仍然依托在流出地的制度体系获得教育、保障和发展资源。这些会进一步限制他们形成长期性的迁移行为安排。因此，乡城迁移的短期性的迁移行为，不仅是移民在城市地区社会融合不足的表现，同时也是他们在社会融合困境下的行为选择。短期性的迁移行为下，移民在城市短期务工经商，他们将子女和配偶寄留在农村，形成庞大的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群体，他们也在自身年龄较大时由于缺乏保障和就业困难不得不选择回到农村。这时，他们留守在农村的儿童又不得不外出打工来获得家庭资本收益，形成了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和第二代农民工进城的劳动力替代，从而继续重复青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子女留守和老年返乡的代际循环。移民的社会融合不足就会形成了一种代际性的“迁移循环”，而不是城镇化所需要的“乡城迁移”。而在这种迁移循环中，使得乡城之间的社会壁垒固化，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并使得农村发展进入一种“发展陷阱”。

浅城镇化不仅使农村社会陷入“发展陷阱”，就城市部门而言，也因为缺少稳定的迁移劳动力而进入另一种“发展陷阱”。因此，虽然我国仍然有巨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但是在城镇部门却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了，还不如说是移民不能成为城市部门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劳动力供给，从而扭曲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劳动力市场推高了劳动力成本，而这种劳动力成本增高实际上是移民社会融合不足对城市工业化和城乡发展造成的制度性损失。由于福利排斥造成社会融合不足，在短视的判断下似乎减少了城市公共财政和降低了企业的“福利开支”，但是扭曲的劳动力市场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实际上转而增加了发展的制度成本，转回身去造成企业运行成本增加和城市发展的困难。由于社会融合不足，造成移民在城市发展的短期化，使其难以通过不断的人力资本投资成为熟练性技术工人，并因此限制了城镇部门的产业更新。而缺乏社会融合带来劳动力就业的短期性和流动性，也使得企业部门难以通过稳定用工和对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来推动产业升级。因此，城镇部门劳动力成本提高和产业层级被固化在劳动密集的低利润产业模式，使得企业经营更加困难。在企业经营困境下减少劳动力就业，则使得移民在城市生活和发展的风险性增强，并进一步带来他们行为的短期性。移民的社会融合不足，还使得进入城市的2.3亿劳动者不能成为稳定的新兴中产阶级，迁移行为的短期化约束了他们的消费行为，造成移民的储蓄率非常高而消费率非常低，带来城镇化过程中的内需不足和产能过剩。因此，与其说我国当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供给过剩，还不如说是城镇化过程中由于没有实现人的城镇化和生活方式的城镇化，从而带来有效需求的不足。由于移民社会融合不足而带来人口群体行为的短期化，同样对城镇部门也带来累积性和长期性的影响，限制了产业升级和社会生活的改善。(www.xing528.com)

在城镇化过程中移民的社会融合不足造成浅城镇化，会对人口迁移过程中的具体移民的行为选择和行为模式带来累积性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城乡发展。甚至可以说，由于浅城镇化造成乡村移民的代际循环，带来农村的“发展陷阱”，以及由于社会融合不足造成劳动力市场的扭曲，造成产业转型升级的阻碍，带来城市的“发展陷阱”。因此，浅城镇化带来城乡发展的双重陷阱，使得城乡壁垒固化，整个国家发展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对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来说，如果不能改变当前“浅城镇化”的特点，构造出有效的乡城迁移和社会融合模式，目前的城镇化过程本身是难以持续的。

总之，浅城镇化对国家发展的不利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增长方面，也表现在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方面，还表现在对城乡发展和结构转型的限制。浅城镇化带来经济发展受阻，通过累积的因果关系造成城乡发展的壁垒加深，进而导致社会转型失败，增加了社会发展的成本，这些都构成发展的陷阱，都有弱化国家发展能力、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拉美国家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前车之鉴，中国当前的城镇化过程尤其需要重视对浅城镇化问题的治理，才能继续推动城镇化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