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宏观结构的不稳定性与社会分化问题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微观过程的临时性和非定居性，造成我国宏观结构变动的巨大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我国有着2.6亿跨街道乡镇的人口迁移流动，其中有8500万的跨省人口迁移流动，充分表明了国家发展在空间上的巨大流动性。而且这种空间流动性所表现出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则是由人口不断进入城市和不断返回农村的反复过程所共同决定的。城镇成为人口不断进城也不断流出的容器，在城镇化过程中表现出复杂的沉淀进程，也表现出庞大规模的返回性迁移和阶梯性迁移，这种庞大的流动性可以从每年春运的巨大冲击波中表现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国家发展的稳定性，因为当城市部门在遇到经济危机等发展风险的时候，这种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化解了城镇部分的风险。但是巨大的流动性在另一个层面上破坏了发展的稳定性，城乡的结构性平衡关系难以实现，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不平衡，城乡和不同地区间的发展能力和公共资源服务的不平衡显得日益扩大。巨大的人口流动性和非定居性，带来投资的浪费和发展的新风险。例如，在中西部地区由于农民工返乡购买了大量的住房，但是迁移流动人口又基本上在东部地区打工，并不居住在这些新城，使得新城成为空城。迁移人口表现为既在又不在的状态，或者说既在大城市又在就地城镇化的中小城镇周边的状态，带来反复投资，造成巨大的浪费和风险。

从宏观的制度结构和国民福利来看，浅城镇化表现为没有制度支持的人口迁移流动，人口过程、就业过程和福利制度的脱离，公共服务和福利制度不能有效支持人口城镇化过程。没有福利制度、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支持，导致城镇化具有相当大程度的非正式性，包括就业的非正式性、住房的非正式性等。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制度结构脱离，使得人口的福利水平较低。同时制度结构脱离于人口城镇化过程，又转而割裂城乡统一市场，阻碍人口自由迁移流动。我们看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及分隔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等都使得国家发展呈现碎片化的状态，而碎片化的制度结构和人口流动性的日益增强结合在一起，使得人口的经济社会生活与制度结构脱轨，造成对人民利益和福利的损害，并加剧社会不平等，使得国家发展的风险难以通过制度得到有效保障。

在国家的宏观社会结构上，由于迁移流动人口难以进入地方社会，使得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在城镇化过程中被打破，转而成为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形成国家范围的三元社会结构。不同群体缺乏认同和普遍的社会利益冲突，使得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增强，社会分化性增强。在社会分化中，所有群体都觉得利益受到侵害，所有群体都觉得利益缺乏有效保障，因此带来了普遍性的社会内部张力。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利益冲突，破坏了社会团结，也使得社会难以形成对于改革和未来发展的共识。社会的互信和共信的基础被削弱，城镇化过程中的发展利益不能被社会普遍共享，从而使得城镇化成为社会团结日益分裂、社会共识日益丧失的过程。(www.xing528.com)

因此，“浅城镇化”是表面上的城镇化和不彻底的城镇化，构成当前阶段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在微观行为方面，浅城镇化表现为迁移人口缺乏市民化和缺乏社会融合，民众的基本需求难以得到保障；在城市运行的层面上，浅城镇化表现为空间的社会隔离，表现为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不平等和阶层化的扩大，以及表现为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相互冲突。而这样的浅城镇化在国家宏观结构上的表现，则表现出国家的巨大流动性和不稳定，表现出国家发展的巨大风险，表现为制度阻碍城镇化和制度结构与人口过程的脱轨，表现为社会分化的加深。这构成了我国当前城镇化的基本特点。浅城镇化在不同侧面、不同层面上的问题相互影响、相互嵌套，构成了发展转型的结构性困境。

可以说，浅城镇化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不同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即任何国家在农业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过程中，都存在城乡结构转化过程中的过渡状态。具体来说，我国的浅城镇化更多地受到制度结构的影响，恶化了转型期的困境，并对国家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