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分层：空间分隔与族群冲突

浅城镇化在个体行为上的不能深入城市，在中观层面的城市运行中表现出城市的空间分隔、社会分层和族群冲突。

迁移流动人口在空间上往往居住在城市的郊区和边缘地区。这样的“郊区化”和美国中产阶级的郊区化不同，由于城市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更多地向城市郊区转移，以及相对于中心地区的住房价格较高、住房供给不足，在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的私人租赁为移民提供了低成本的、相对可支付的住房（吴维平、王汉生，2012）。迁移流动人口在城镇边缘地区相对集聚，构成一些典型的移民社区，例如浙江村、安徽村等（张友庭，2014；王汉生等，1997）。正如波特斯就移民和社会资本的讨论，在这些移民社区中，通过这些同乡的社会网络嵌入城市，有利于迁移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生活适应（Portes and Sensenbrenner，1993）。因此移民在空间上的集聚性具有自我强化的特点，新的移民往往和同乡、亲戚居住在一起，而本地人口的邻里中移民的比例则相对更低，产生出空间隔离的现象。经典的同化理论认为，这些移民聚居区域以及更加依赖血缘和同乡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都表现出移民在城市空间上融入性较低，而当他们日益融入城市，则逐步混合居住和转移到城市社区的生活。特别是很多移民聚居区存在显著的贫困化和社会隔离现象，进一步表现出移民在城市生活中的隔离性和被排斥性。为了更好地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在特大城市郊区还形成了一些封闭管理的流动人口聚居区以及工厂宿舍区，都使得城镇化过程中的空间隔离现象进一步强化。

“浅城镇化”表现出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福利和公共服务上的不平等性，使得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形成具有身份差别的不同社会阶层。由于户籍身份的差别，移民在许多城市社会服务都是被排斥的。虽然包括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排斥性在逐步减少，但是不平等和排斥现象仍然显著存在。例如，某些地区的流动人口不能在当地进行中考和高考，地方政府往往还将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排斥性作为控制人口的手段，进一步提升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差别性。即使在一些公办学校允许流动人口入学，但不少学校仍采取一种分班授课的方式，形成学校内部的差别性。城市的空间使用对于移民也是排斥的。例如，制止移民在城市摆摊，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空间的排斥。广泛的差别性和排斥性，形成了社会阶层性，使得流动人口生活层和本地居民生活层相互隔离。其结果是虽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表面上是一种社会向上流动，但是他们进入城市以后往往就只能发生水平流动，而难以继续实现向上流动，降低了社会发展的活力。(www.xing528.com)

在城市运行中随着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增长，以及作为一种异质性的存在，本地人口和外地人口的相互冲突也日益增长。虽然冲突本身也是社会交往和实现相互结构性调整与整合的一种手段，但是扩大的社会冲突对于城市运行是不利的。流动人口认为城市自身存在显著的社会排斥，而本地人口则将城市运行出现的拥挤、环境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归咎于流动人口。除了认为流动人口对于城市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本地人口对于流动人口的总体印象是负面的。这进一步增强了流动人口所感受到的社会歧视，弱化了身份认同。同时，虽然流动人口有着日益增强的社会认同和归属感，但是本地人口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接纳却仍然是有限的。这种城市的主体和他者的不断排斥，扩大了城市运行的张力，强化了城市内部结构性的紧张。而我们的研究则说明这种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关系的结构性紧张，不是由于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形成资源竞争所造成的，而是由于城市整体造成的教育、经济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发展性不足。处于更高社会阶层的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社会冲突性与相互整合是较强的，而更低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才强化了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相互冲突。因此，促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相互关系的调整与和谐，不应是通过调整公共资源在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中的配置来实现，而是要通过促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促进他们向中产阶级的社会流动和结构转化。只有这样，才能根本解决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社会冲突，也才真正有可能使移民融入城市生活，与本地人口共同拥有、共同建设所在的城市（任远等，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