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不仅有利于农民工离乡进城,同时也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沉淀融合和实现市民化。农民工通常具有两种社会资本:一种是农民工原来就有的,如老乡关系、亲缘关系。城市中的老乡聚落如“浙江村”等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居留和生存。这样的社会网络,有可能作为一个中介组织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进入城市,但这样的社会组织如果不被城市社会有效整合,也有可能与城市体制发生冲突。另一种更值得强调的是农民工在当地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包括参与本地社会的活动和组织,和本地人形成的朋友关系和社会网络,以及农民工和本地居民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信任,这些都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加强当地社区对农民工的包容和接纳,鼓励他们参与社区事务,并与当地居民建立平等互信关系。
需要指出,并非农民工离开土地居住在城市中就实现了市民化。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农民工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这意味着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重新塑造。这些都要求公共空间的扩展、公共资本的投资、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公共秩序的塑造,将原来的农村生活共同体改变为城市生活共同体。
从微观来说,农民工市民化也意味着农民工群体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的城市化,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和发展,其消费观、价值观、社会网络、社会意识等都将发生相应的改变,其生活网络也不再依赖传统的邻里亲友而更多地需要增强与基层社区的联系和社会支持,更加需要增强对城市社会组织的依赖。也就是说,其社会生活的规则体系、社会规范和法制环境都向城市社会转变,增强城市社会体系的社会资本是农民工生活方式的重新塑造,也是真正实现市民化的根本保证。(www.xing528.com)
在促进农民工通过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建设推动市民化和城市化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移民和社会融合实践,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例如,在美国的移民社区往往不是简单依靠政府力量,而是更多地依靠社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促进外来移民学习当地语言、当地文化,对移民融入当地社会提供社会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教会组织、各类社会团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使是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和印度,这些移民的贫民窟群体也通过自身组织的发展,推动地方社区的公共设施改造,提供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对移民群体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了积极作用。
市民化是我国城市化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必然选择,妥善解决大量农民工有效融入当地城市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未来城市化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和突出问题。需要根据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动态过程的特点,一方面有效完成本地农民进入城市以后的结构性的城市化转化,另一方面也需要解决大量外来农民工融入当地城市的需求。推进以市民化为导向的城市化,有助于社会整合和避免社会撕裂,有利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有利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二元社会向城乡一体化的社会转变,有利于农民工从农村人口向现代城市居民或市民转变;也只有实现更加市民化的城市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才能最终导向实现一个更加内在整合、更加城乡一体、更加充满活力和不断提高生活品质的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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