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农民工的自我发展能力？

推动迁移者市民化和社会融合，实现人的城镇化，首先还是要提高迁移者的教育培训和发展能力。在学界和社会舆论将问题一股脑地归咎于户籍制度的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农民工的个体因素对于其市民化的程度具有显著的影响。农民工个人能力的增强和自身的发展追求，是决定其市民化的最基本的动力。

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和推进城市化的关键变量。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市民化的意愿和程度越明显。同时，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教育经历也影响其市民化，也就是说不仅受教育程度影响市民化，其在城市中是否继续受到教育也影响市民化。因此将城市的教育资源逐步向农民工开放就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上海在国内表率性地推动了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接受平等教育，也已经将中等职业教育向外来人口开放，这样的举措对于增强农民工在城市发展的能力和市民化都有重要意义。就教育而言，应该将更多的教育机会向农民工开放，例如增强农民工在城市继续教育的机会，扩大社区教育对农民工的接纳，特别是在农民工集聚的社区（包括制造业企业集聚的地区），应该增强对农民工的各类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计划，这些都能够对农民工市民化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除了加强农民工的知识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增强对农民工的素养教育也非常重要，帮助农民工了解城市的规则、法律和运行，有助于农民工更快和更好地过渡为城市居民。

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另一因素是就业。研究发现，白领职业相对于蓝领职业，其市民化的程度更强。我们同时也发现不仅是就业地位和工资，就业的稳定性对于市民化的影响也非常显著。例如，即使是城市中的拾荒者，如果有了稳定的居所和稳定的家庭，虽然收入和社会地位不高，但他们也有很强的融入城市的期望。(www.xing528.com)

在某种意义上，就业的稳定性比就业地位的高低对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更加重要。因此为农民工提供稳定的劳动合同，加强就业的社会保障，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有积极意义。考虑到农民工中有相当多的非正规就业，需要为这类就业提供更好的制度性保障。例如应该为农民工马路设摊提供尽可能的空间和开放性，这不仅是对农民工使用城市空间权利的维护，也有利于他们在城市发展。在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中，自我雇佣的比重近年来在逐步提高，为这些生存型创业和草根创业提供帮助，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城市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在现代城市中，积极增强农民工应用信息化的能力显得越来越重要。明显的数字鸿沟削弱了农民工获取信息和实现发展的能力，也对农民工市民化不利。因此，不仅应该培养农民工的信息化技能，同时应改善与农民相关的信息服务，利用社区信息中心、手机信息等帮助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例如，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经能够利用网络平台开网店、提供速递服务等，也能够通过网络媒体工具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讨论，表达和争取自身的诉求与利益。当农民工能够更多地使用信息化工具，也就能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