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城镇化的基本主轴不断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时期城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并根据城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来思考其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发展任务。
我们可以将城市化发展分为不同的阶段,包括低水平的城市化时期、中等水平的城市化时期和高度城市化时期。第一阶段是城市化处于30%以下的水平,属于城市化的起步时期,城镇化的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和平稳。第二个阶段是城市化水平从30%上升到70%,这段时期的城市化处于人口向城市迅速集聚的快速城市化时期。这个阶段往往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城市化水平从30%到50%的城镇化中期;二是城市化水平突破50%,也就是一个国家有更多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进入城市化的中后期。第三阶段是高度城市化时期,是城市化已经达到70%到80%的较高平台以后的继续发展,这个时期的城镇化发展也相对比较平稳。我国城镇化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20%左右增加到现在的54.7%,已经从城镇化的起步时期过渡到中等城镇化水平,目前正进入城镇化发展的中后期。在这个城镇化升级转型的关节点上,我国的城镇化面临和过去城镇化发展完全不一样的任务和问题,也具有着不一样的追求。
在城市化发展的起步时期向中等城市化水平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突破“贫困陷阱”的挑战。也就是如何解决落后的传统农业、庞大剩余劳动力和落后的工业化所带来的城乡贫困。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遇到的主要挑战正是这个“贫困陷阱”,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的最核心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带动,提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发展,逐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地完成了城镇化发展第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以工业化和促进就业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进步显著,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相比较而言,我们说非洲和印度是没有工业化的城镇化,其城镇化不是由城市工业部门吸引农业劳动力而带动城市化,而是由贫穷和脆弱的农业部门的人口挤出所带来的城市化。城市难以为大量涌入的贫困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城市失业水平较高,并在城市中形成了庞大的非正规就业,如马路摊贩、拾荒者等。据估计,印度就业者中的93%属于非正规就业。农村中的失地人口、穷困人口涌入城市,将农村贫困问题转入城市,形成城市贫困问题,在孟买、加尔各答、德里等特大城市都有大片的贫民窟。据估计,孟买居住在贫民窟和大街上的人占该市全部居民的40%—50%。这些地方卫生条件极差,各种疾病流行,城市的供水不足、电力短缺、环境污染严重(任远等,2013)。因此,即使到现在,印度仍然需要加强工业化来克服“贫困陷阱”,实现从城镇化初期到中等水平城镇化阶段的升级转型。
当城镇化的水平达到50%左右,城镇化发展面临向中后期继续升级转型的任务。这个时期城镇化发展的核心任务就不仅仅是创造就业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当然,劳动力就业的问题在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永远都存在——而是协调处理城镇化过程中日益扩大的社会分化。工业化的发展促进城市就业,并通过加强城市工业部门的吸纳能力促进人口集聚。良好的工业化带来了城市经济、人口的迅速发展,并增强了城市的投资,从而加强了城市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同时,在这一时期,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经济差异日益扩大,城乡之间的经济差异日益扩大。工业化劳动和城镇化发展的初期,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和促进就业的内在需求,使城镇化保持了低成本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形态和就业模式。城镇化初期的许多经济产业是家庭工业和密集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的产业经济模式在城镇化初期促进就业是可行的,但是到了城镇化中后期以后,生产的不规范性和缺乏劳工福利保障会限制经济发展的质量,限制劳动者福利的提高。城市的社会分化是以劳动力市场分化为基础的,正是因为大量的非正式用工和非正规就业,社会分化日益加剧,城镇化中期的社会分化也表现为贫富分化和社会阶层的固化和极化。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财富的城乡分配日益不平衡,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化日益扩大。因此,这一阶段城镇化发展遇到的核心挑战是“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例子是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和快速城镇化以后,由于显著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化,社会冲突加剧,削弱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郑秉文,2011;王友明,2012)。进入21世纪以来,在基本解决了贫困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以后,我国的城乡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日益增大。因此,需要将促进社会整合、协调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平衡社会利益和协调社会分配,作为这个时期城镇化继续升级转型的核心任务。(www.xing528.com)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预判,城镇化将继续向前发展,进入70%—80%的高度城镇化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将更加依靠城市为中心的发展和调整。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使得城市的职能更加复杂和多样化,进而成为所在地区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化中心、商业贸易中心和情报信息中心。在这个时期,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培育形成新的产业,继续提高产业能力,同时创新发展出新的城市社会生活模式。城镇化发展总是不断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沿着城镇化发展主轴展开出新的产业模式、新的社会生活内容,以及展开新的治理结构,确定新的定位和更高的发展目标。在我国东部一些已经实现高度城镇化的城市区域(如上海),城镇化水平达到80%以上,已经开始将其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定位于建设创新型城市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因此,从低城镇化发展水平向城镇化发展中期升级转型,主要需要突破“贫困陷阱”,也就是解决农村地区的大量贫困人口,通过发展工业化来解决贫困问题,形成推动城市化的动力,以及通过工业化的发展为城市部门提供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中等城镇化发展水平向城镇化发展中后期升级转型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如何应对结构性矛盾扩大的挑战,如何避免城乡收入的日益扩大,如何协调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和城乡结构,如何实现劳动者收入保障的提高以促进稳定的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高度城市化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则主要是“创新陷阱”,也就是如何能够在产业不断外部转移的背景下通过产业升级巩固自身在产业链的高端地位,通过产业创新创造更高附加值的就业岗位,以及提高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城市生活的品质,满足高度城市化对于土地、能源的巨大需求。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化和城市转型面临不同的挑战,也只有通过不断转型升级,才能推动城镇化不断向前推进,并创造出良好的社会经济生活和现代治理模式。
相对于城镇化发展初期更加重视通过工业化和非农经济发展解决就业问题,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达到54.7%,基本处于向城镇化发展中后期转变的阶段。因此,城镇化升级需要更加重视促进城乡统筹发展、避免社会分化、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等各种结构性问题。同时在东部沿海一些高度发达的城镇地区,需要进一步实现城镇化的升级跨越,通过科技创新发挥龙头作用,创造出具有领先意义的新的经济产业模式和社会运行体系,带动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城镇化发展阶段中期的结构整合,同时也要求在东部沿海一些高度发达的城市地区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沿着城镇化过程不断推动国家社会经济的整体进步,需要从城镇化不断升级的视角来探索城镇化发展如何继续进步,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城乡结构整合、城乡生活改善,不断促进现代化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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