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阶段：适应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1945年9月由山东分局和北上的华中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东局，成为六大地方局之一，1949年迁往上海，但其后取消。1961年1月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恢复中共中央华东局，1966年，中共中央华东局再次取消。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阶段，长三角以华东局的合作为基础，逐步建立了有建制的行政管理主体。华东局的成立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发展形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地方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也为长三角政府间合作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第二阶段：计划协调阶段（1982—1988年）
中央以派出机构的方式，对区域进行规划，以中心城市和工业基地为依托，形成以协调为核心的体制机制。虽然最终国家撤销了上海经济区，但是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的出现第一次打破了行政区界限，以经济区为单位组织和管理区域经济事务，特别是确立了交通、能源、外贸、技术改造及长江口、黄浦江和太湖综合治理等为规划重点，提出了10大骨干工程，为之后长三角融合发展机制的形成和完善积累了丰富的协调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三）第三阶段：要素合作阶段（1990—1997年）
以浦东开发开放为核心的改革开放，为长三角区域打破要素合作的限制开辟了新局面，随着民间合作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政府间成立长江三角洲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议，长三角区域合作进入。
（四）第四阶段：制度合作阶段（1998—2007年）
这是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期的阶段，区域一体化合作上升到两省一市最高决策层，决策层、执行层、操作层的合作机制基本形成。
（五）第五阶段：转型调整阶段（2008—2017年）(www.xing528.com)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以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义乌模式等延续下来的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纷纷进行结构调整。[13]第六个阶段将从2018年开始，进入战略统筹阶段。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自贸区（自由港）、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等一系列新时代国家战略指导下，上海发挥“引领”作用，通过统筹规划，进一步突破生产关系的束缚，产生了巨大的同城化效应，推进了长三角大市场的形成。[14]
表30－2 长三角地区融合机制历史沿革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长三角区域合作协调机制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课题组，2007）以及后续发展情况整理。
图30－42007年确立的长三角地区融合发展机制框架
资料来源：根据《长三角区域合作协调机制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课题组，2007）整理。
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经历了五个周期，已经进入第六个周期。从前面五个阶段看，基本是每十年一个周期，这是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特征相契合，也与多年来实施五年规划相契合的。从目前情况判断，长三角经济社会开始通过平台整理进入下一轮发展阶段，合作机制也将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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