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可持续城市的经验：约翰内斯堡

（一）经济上

约翰内斯堡将经济可持续性建立在矿业上一开始就备受质疑，这个异常繁荣的小镇是否会随着矿业活动终止而最终崩溃。然而，约翰内斯堡最终超越了矿业这一单一经济，逐步将经济多元化，最终成长为一个强大的成熟经济体。今天的问题已不是约翰内斯堡本身的问题，而是其能否为自己的人口发展提供足够的生产生活的空间，从中长期看能否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成长为金砖国家和全球的领先城市。这里有着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最重要的是要有新的经济增长基础。

（二）环境上

约翰内斯堡城市成长完全依赖自然资源，然而该区域却有着严重的自身关切，特别是水、能源和空气质量。由此最急切的关切便是寻找足够水源，这一紧迫性更因最近的反复断水而有所强化。约翰内斯堡坐落印度洋和大西洋河流之间的洲际分水岭，自身降雨量不足，不得不到遥远的地方寻求水源，而这无疑需要大量技术创新和巨大资本投入。最近扩大水资源供应的方案就是来自莱索托的水资源计划，世界上最大的跨盆地（跨境）水资源输送项目之一。

长期来看，约翰内斯堡还需到赞比西河寻找水资源，但中短期来看仍面临更多的脆弱性，比如，水资源循环、从老矿区抽取水资源、更新损耗35%水资源的基础设施。

2007年以来，约翰内斯堡作为国家电网的一部分，也不断遭遇能源短缺，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扰动性，而这无疑是规划不充分、投资不足以及能力建设长期延误的结果。到2020年新的大型煤炭发电站上线，能源短缺将有所缓解。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保长期能源供应，以及南非低碳转型。南非资源一体化方案（2010—2030）提出了新的电力供应来源，包括天然气、石油、核电、水电和太阳能，但仍有激烈争议，比如核电成本和采购，天然气勘探中的水压法所产生的环境效应。幸运的是，尽管煤电有锁定效应，对温室气体排放造成了负面影响，2011年起可再生能源配额或者能源生产商的权利拍卖取得显著成功。

2007年约翰内斯堡释放出了2700万吨温室气体，主要是来自电力生产和消费的二氧化碳（92.4%）；2007年约翰内斯堡的人均碳排放为6.89吨，明显高于巴西的2.2吨和印度的1.7吨，略高于中国的6.7吨（世界银行数据）。^[5]与全球北方比较，南非和约翰内斯堡属于温和的排放主体，然而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全球南方，显然属差等生行列。可能解决方案就是电力去碳化并实现交通的形态转换（这大概占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25%左右）。

尽管与海平面上升覆盖的沿海城市相比，约翰内斯堡并不脆弱，却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相关模式显示城市气温中期（2056—2065）将升温2.3 度，远期升温（2081—2100）4.4度，当然不同季节也会产生可预期的差异。约翰内斯堡还会受到高频率风暴事件的袭击，并遭遇更湿润雨季，以及日益强化的热岛效应，而腹地干旱频率的提升也可能强化早已趋紧的水资源供应。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对全球1622个城市的空气数据进行了更新，从PM10（颗粒物）浓度看，约翰内斯堡排名最差时为第128位，从PM2.5浓度看，排名最差时为第98位，也就是说约翰内斯堡是目前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之一。^[6]影响最严重的莫过于老矿业带、非正式居住区域和城镇中最贫穷的部分，这些地方煤炭、树木和石蜡都用来支持家庭生活，造成了严重污染。当然，在主要交通干道附近也集聚了高浓度污染物。显然，约翰内斯堡未来的可持续将取决于确保水和能源供应、可依赖的空气质量、缓解气候变化效应的能力，而减少温室气体也将促进全球的可持续性。

（三）社会上(www.xing528.com)

约翰内斯堡无法逃避自身历史遗产，呈现高度分裂和不平等。人文发展指数排列表上，南非GDP的位序明显低于人均GDP。最近，人类发展指数又被HIV／AIDS高感染率影响，这显著减少了人类预期寿命，而高犯罪率、失业率和极端的社会不平等也对生活质量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约翰内斯堡人类发展指数高于南非整体，却明显少于本市既定经济发展水平。约翰内斯堡在测量所有不平等方面都处于世界所有城市最差行列。根据联合国人居署《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10／2011）》的计算，约翰内斯堡基尼系数为0.75，和南非其他城市差不多，显著高于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UN Habitat，2010）其他城市，最近计算数值为0.67。^[7]

图25－5　各国基于住户的家庭不平等排序

资料来源：Herd，2010。

尽管目前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横向比较仍异常突出。最近联合国人居署刚发布了“城市繁荣指数”（CPI），包括两种测量方法，第一个测量方法不包括公平，第二个测量方法包括公平。按第一个测量方法，约翰内斯堡繁荣指数为0.742，这和中等收入城市雅加达、开罗、卡萨布兰卡、马尼拉差不多，与北京相差甚远；然而按第二个测量方法，约翰内斯堡的繁荣指数下降到0.479，只能与一些非洲极端贫穷的城市相提而论，比如利比亚的蒙罗维亚、几内亚的科纳克里、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联合国人居署，2012）。^[8]约翰内斯堡还面临其他一些社会压力，包括高犯罪率（尽管2003—2011年有所下降，最近再度升高），以及强烈的排外主义，外国人被许多人认为是主要经济威胁。积极方面，南非已实现种族主义向非种族民主转型，渐进而又不稳定推进种族融合（经常从学校开始但也发生在其他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目前最大的反对派已经是黑人领导，此前一直是白人）。由此一种新型的社会认同兴起，尽管种族认同依然存在。随着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强调和经济的衰败，社会预期增强，包括穷人、年轻人甚至中产阶级在内的抗议活动日益明显。这种社会压力有可能成为未来变革的动力。

（四）空间上

早期约翰内斯堡被矿业活动和基于种族、阶级划分社会精英强烈影响，并逐步成为隔离城市，先是黑人居住的高密度小镇、单身宿舍后来越来越变成非正式居住地，而白人成为中产阶级，居住于低密度林荫郊区，这种分隔为20世纪60年代末期起的大规模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所支持，黑、白两个种族的居住区域也被相关《集体区域法》合法化。20世纪50年代黑人城镇主要位于城市边缘位置，远离就业市场。低密度所付出的资源成本、职住分离、市场和就业不匹配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压力（穷人家庭交通支出占他们收入的30%），以及人群相互分裂造成的长期社会效应，都说明约翰内斯堡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核心问题是在后种族政权时代约翰内斯堡是否能形成可持续的城市形式，答案显然是不清晰的，存在一些异常复杂且矛盾的趋势，即老模式高度顽固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种族隔离被认为很难予以克服，以前的黑人城镇仍全部是黑人，而内城原来主要是白人工人阶级，现今也几乎都是黑人居住，目前唯一显著去隔离化的是以前白人中产阶级的郊区社区，这也部分反映了黑人中产阶级的成长。

当然从紧凑和扩张的角度看，约翰内斯堡城市有一些相互矛盾的趋势，其中低收入家庭主要位于土地价格便宜的城市边缘地带，城市总体密度有所提升，特别是内城和城镇中。这种密度的提升使人和就业、服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邻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