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乡分割的原因
1.不平衡发展的必然。从区域整体发展视角来看,郊区这一区域同样遵循不平衡发展规律。区域不平衡发展必然导致经济活动强度在空间上的差异,这种强度的差异将导致核心—边缘的二元结构,这对具体区域而言就是城乡二元结构。
2.交易效率差异导致。新古典经济学从城乡交易效率差异来解释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城市是经济活动的集聚空间,交易成本低,交易效率高于散居的农村地区,城市的分工水平也大大高于农村地区,导致城乡之间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商业化程度等方面出现差距,认为是经济发展中的必然过程,用生产力水平和商业化水平来评价二元结构。只要能实现迁居自由、择业自由、价格自由和财产私有制度,即可以消除这种二元结构。
3.城市偏向政策导致。利普顿(Lipton,1977)认为,政府偏袒城市的政策导致了城乡差距。一是扭曲的价格政策,二是城市偏向的支出政策。
4.人为制造的城乡差异。如一些人为制定出的造成城乡不平等或限制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如城乡二元户籍和社保制度、二元土地市场供应制度等。
(二)城乡一体化的含义
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什么样的城乡关系可称得上是消除了城乡二元结构,达到了城乡一体化?理论上,城乡一体化是指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情况下,通过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和重新组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统一规划,分工合作,互为依托,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的推进,在城乡之间最终要达到的一种未来理想状态。与其相对应的是城乡二元结构,指城市先进的现代化工业和现代生活方式与乡村落后的传统农业和传统生活方式并存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44]一般表现为如下几个主要特征:
1.市场一体化。城乡商业化和生产力水平趋于均衡,城乡要素市场如土地、劳动力、金融、商品等市场不存在分割现象,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
2.经济一体化。表现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步消除。根据刘易斯(W.A.Lewis,1954)、拉尼斯(Gustav Ranis)和费景汉(John H.Fei)(1961)、哈里斯(Harris)和托达罗(Todaro)(1970)等的两部门劳动力转移模型,城乡二元结构表现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之间的差距。前者的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后者主要集中在城市,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根据该理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分为三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农业中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边际劳动生产率大于零且小于“不变制度工资”的那部分劳动力先后转移出来,在第三个阶段农民的工资才由市场供求决定,任何工资上升趋势和由此产生的工农部门间的非正常工资差别都会导致农业劳动者向工业部门的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决策依赖于迁移期内预期城市收入的净现值与预期农村收入净现值的比较。当城市的预期收入与乡村收入相等时,乡村劳动力停止向城市迁移;当城市预期收入低于乡村时,就会出现逆城市化。[45]最终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大幅缩小。
3.制度一体化。“城乡社会二元结构”[46]得以消除,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居民遵循一样的制度,城乡居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www.xing528.com)
4.城乡居民生活条件一体化。斯大林把“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作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一个标志。[47]
5.战略一体化。不把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割裂开来,把整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实行区域战略一体化。
可见,城乡一体化是以体制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等为基础,使要素自由流动,进而实现城乡之间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促进的理想状态,[48]并使得城乡经济产出效益及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趋于一致。[49]
在我国的实践中,城乡发展一体化一般被认为是“加快完善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50]。
(三)城乡一体化的实现途径
1.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一是建立城乡区域综合体。这种理念最早可追溯到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提倡城市和农村结合发展的田园城市理论,其所提出的社会城市把城市和乡村的要素统一到区域综合体中,并作为一个整体运行,尽管它是多中心的。二是建立分散的多城市中心。强调城乡中各要素自由流动基础上的整体协调发展。芒福德(Lewis Mumford)、亨利·赖特(Henry Wright)等学者主张,通过分散权力建立很多新的城市中心,使全部居民在任一地方都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生活的好处,同时避免特大城市的困扰。三是发展城乡联系紧密的小城镇。包括弗里德曼等人提出的农业城镇发展模式和费孝通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前者强调在县一级(5万—10万人口)集中发展农业城镇,为农村居民创造有利于他们自身发展的经济环境。后者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利于要素在城乡之间相互流动和重新组合,随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小城镇成为城乡交流的众多“节点”,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以中小城镇为节点的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网络体系,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四是建立城乡融合空间。如麦基(T.G.Mc-Gee)提出的“desakota”(在印尼语中,desa和kota分别是农村和城市),为一种区域综合发展基础上的城市化形态,其特征是高强度、高频率的城乡之间的相互作用,混合农业和非农业活动,淡化了城乡差别。又如日本学者岸根卓朗试图通过建立超越城乡界限的“人类经营空间”,产生一个城乡融合的社会,吸取城市发展与乡村建设分裂开来的教训,强调要建设“农工一体符合复合系统”。[51]
2.统筹城乡规划。如德国是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运用城乡结合的地域政策的国家。其规划原则是多中心分散式布局城市和乡镇,推行农业经营规模化,实行工业地方化。德国鼓励居民离土不离乡,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10万人口以下的小镇,在城市化过程中避免了城市病问题。再如日本在“二战”后把城乡统筹规划纳入《第一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中心及其周围以外的地区选择若干个点发展工业和城市,这些城市周围的农村与城市有机结合形成地方经济圈。法国用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防止城市无限制地占有土地,高度重视交通网络建设,巴黎大区的交通系统包括市区地铁、区域快速地铁、区域快速铁路网、郊区铁路网、环城快速公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市镇辖道和乡村公路组成,其中,郊区铁路系统共有28条辐射性线路,构成密集的铁路网。[52]
3.要素自由流动。只要资源要素自由流动,随着扩散效应,城市地区的资金等要素会流向农村地区。根据刘易斯(1954)、拉尼斯和费景汉(1961)、哈里斯与托达罗(1970)等的两部门劳动力转移模型,城乡二元结构可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4.消除人为障碍,干预市场失灵。一方面,要消除人为造成的城乡不平等;另一方面,要纠正市场失灵,对城乡发展进行干预。城乡发展不平衡曾被认为是市场力量可以自动消除的暂时现象。现实实践和迈达尔(Gunnar Myrdal,又译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累积因果论认为市场的作用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城乡差距,因为极化效应(回流效应)总是先于并大于扩散效应。一般政府会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提供各种优惠政策或直接在农村地区投资企业等措施进行干预。[53]为了促进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还会采取提供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农村信贷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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