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要求

（一）新目标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要求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我国的“两个百年”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我国的“两个百年”目标中，可以看出不同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是循序渐进、逐步升级的，即由托底线，到缩差距，再到强竞争。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托底线，解决贫困人口脱贫，实现人口和区域全覆盖的小康水平，区域协调发展成为补短板的关键。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看，要特别打好“三大攻坚战”，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污染防治。其中精准扶贫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突出短板。目前来看，我国农村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地区。这些群众多为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难中之难、坚中之坚，脱贫攻坚难度大。这需要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采取差别化策略，要加大对贫困地区支持力度，深入推进脱贫攻坚，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让农村贫困人口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缩差距。在我国第一个“百年”目标中，明确提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我国城乡发展差距总体上呈缩小趋势，但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仍很大。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城乡发展水平的指标，城乡发展差距从2008年的3.33∶1逐步下降到2016年的2.72∶1。特别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城乡差距缩小明显，2016年东部浙江省的城乡差距为2.06∶1。但西部地区城乡差距还很大，其中2016年甘肃省的城乡差距为3.45∶1。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大力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缩小城乡差距、地区间差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强竞争，提升区域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重点区域成为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具体对区域发展提出两方面要求：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势必要求我国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内部差距缩小，才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二是我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已不单单是城市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多个城市组合在一起的城市群竞争。21世纪是城市群的世纪，城市群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决定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的格局。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也提高了。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根据各城市群现行增长速度进行预测，2035年，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规模将达到第二大，仅次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2050年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规模居于首位，远远高于其他城市群。届时，长三角城市群经济效率不断提高，社会发展等方面不断推进。

由此，在新时代的“两个百年”目标的引领下，各阶段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阶段性任务也不同，有托底线、缩差距到强竞争等不同要求，这也要求在不同阶段的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措施也不同。但总而言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成为实现我国“两个百年”目标的重要战略之一。

（二）新矛盾下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表现(www.xing528.com)

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将影响我国区域布局和区域发展重点的转变，区域发展不平衡呈现新的特征。

东西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效率优先的沿海发展战略，地区差距急剧扩大。自21世纪以来，相继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地区差距在速度上扩大的势头得到控制，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人口基数较小、市场化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相对较低，地区差距在总量上仍然不断扩大。2012—2016年东部和西部的地区生产总值差距从21.8万亿元扩大到23.8万亿元。从省域层面分析，东部的江苏省和西部的甘肃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距从2012年46369元扩大到2016年的67799元。^[28]再如，2006年全国人均GDP 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甘肃省的6.7倍，2016年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天津市是最低的甘肃省的4.3倍，差距依然明显。

南北不平衡。在新常态下我国区域发展呈现新的不平衡态势，经济增长呈现“南快北慢”，经济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特征比较明显。2017年在31省市区GDP 增速排名中，前10名主要为南方省市，贵州、西藏、云南、重庆、江西、安徽、福建、四川、陕西、湖南，增速都在8.0%以上，其中贵州、云南、重庆GDP 增速分别达到10.2%、9.5%、9.3%。后七名的城市都为北方城市，主要为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天津、甘肃，其中，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增速分别为6.4%、5.3%和4.2%。与2016年相比，黑吉辽东北三省的经济在逐渐复苏中，2016年辽宁省经济增速仅为－2.5%。从经济总量占比来看，北方省市占全国经济总量也呈下降趋势。2017年，辽吉黑三省市经济总量达到55430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76%，比2015年下降了1.83个百分点。

城乡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一是城乡生活水平差距较大。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为2.72∶1，还有较大空间需要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二是城乡公共服务水平不平衡，而且更多表现在质量的不平衡。乡村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还远远低于城市。目前城乡已经实现了义务教育全部免费，但城乡之间在财政投入、师资水平、教学条件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基本社会保障服务虽然初步建立了城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城乡之间在保障的覆盖面、保障水平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以养老保险为例，目前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养老金中位数为每年720元，而城镇及其他居民养老保险的养老金中位数为每年1200元，前者仅及后者的60%。同时，城市靠离退休金的占2／3，而农村只有4.6%。^[29]

大小不平衡。大小不平衡主要是我国城市发展中超大、特大、大城市发展迅速，而中小城市发育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大城市数量增长较快。数据显示：1998—2008年我国地级以上城市中，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由81座增长到122座，增长了50.6%；10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则由142座增长到165座，增幅仅为16.2%（王小鲁，2010）。近10年来，我国呈现高速城市化，我国城市数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持续减少。根据原有标准计算，当前我国大中小城市比例为1∶1.42∶0.77，中等城市比例较小，小城市严重不足。根据我国城市人口的变动，我国设置了新的城市人口规模划分，其中超大城市是指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目前我国一共有13个超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面临着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发展中小城市，有利于实现转移人口的就地城镇化，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

内外不平衡。内外不平衡是指省域内中心与外围、城市群域内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差距。城市群将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形态，带动大、中、小城市协调。一方面，我国城市群之间发育不平衡，总体来看，我国东部沿海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以及珠三角城市群发育比较成熟，而中部、西部城市群更多处于发育阶段，有的仅仅是概念上的城市群。群域内更多是核心城市的极化作用明显，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发展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城市群内部城市与边缘城市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目前长三角城市群由“一核五圈”26个城市组成，群域内城市联系紧密，同城效应明显，经济发达。而城市群外城市受到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有限，连云港、淮南、淮北、衢州、丽水等城市与群域内的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等城市发展还有一定的发展差距。2017年苏州市、无锡市人均GDP分别达到了16万元，超过了北京、上海、广州，而连云港、衢州市人均GDP刚刚突破1万美元，2017年衢州市人均GDP为6.32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