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区空间成长单元及其特征分析

从城市到都市区再到大都市—区域的城市组织特点，已经成为20世纪末期以来城市地理、城市经济以及产业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这一系列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正是全球生产网络框架组织下由系列经济学规律主导发展形成。夏铸久（2004）认为：“全球信息化时代‘破碎化都市性’所具备的都市空间片断化与网络的区段化已经浮现了。”这种多元化破碎的空间格局正是由不同功能的大都市区新的空间成长单元塑造形成的，包括CBD、工业区／科技园区及远郊物流中心、新城等大都市区空间单元都日益被赋予新的解释并成为典型代表。

（一）中央商业商务区

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作为一个城市区域的概念，最早由20世纪20年代初芝加哥大学的伯吉斯（E.W.Burges）和帕克（R.E.Park）提出，他们将CBD 定义为：位于城市布局的中心，交通发达，土地价值最高，拥有包括大型商店、办公楼、剧院、旅馆、银行等设施，是城市社交、文化活动的中心。从这个概念看，CBD 的包含了商务和商业两大功能（于洪俊、宁越敏，1983）。严重敏、宁越敏（1994）认为CBD 是城市精华所在，是全市金融、商业、贸易最集中地区，也是专业性服务办公楼、各种企业总部等的集中地；汤建中（1995）认为CBD 是城市地域结构的核心，城市经济的灵魂和城市繁华景观的主要标志；陈瑛（2002）从流量经济学的角度，认为CBD 是城市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经济流高度集中的地区，各种经济流利用其地处城市中心部位的有利区位，进行物质和能量的充分交换和优化组合，凝聚成中心商业和中央商务两大职能板块，共同组成城市中能级最高、最富活力的核心功能区。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CBD 日益被赋予新内涵，城市生产空间结构亦发生了很大变化，CBD 内涵日益向商务功能偏移。从全球生产网络角度考察，大都市区CBD 应该位于城市经济核心区域，是城市乃至区域经济的控制、管理和指挥中心，以产业价值高端包括管理控制、市场运营、金融服务、信息交流等为主，辅以高档商业功能，高档写字楼、高档酒店、高档商场、公寓、住宅等建筑实体较高密度聚集，具有最繁华的城市景观和完善便捷的交通、通信等现代化基础设施和良好环境，便于开展大规模的商务活动等。CBD 成为生产性服务业最密集、城市景观最繁华的地段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心脏”，对城市及区域经济发展的“血液”流动（即各种经济流）拥有绝对管理和控制功能，从而成为城市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表4－2）。

由于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高度发展，发达国家大都市区CBD 以高度集聚的国际资本、人才、知识、技术等为特点，通过要素聚集而推动产业的集群和优势产业形成，带动和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包括美国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日本新宿、巴黎拉德方斯、新加坡南岸区、法兰克福金融区、香港中环等，这些风格迥异的中央商务区都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另外，高度发达的信息化是国际商务活动的技术保障，因此发达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是全球城市CBD 商务经营环境的突出特点。而一些常规办公活动扩散后所形成的集聚效应开始引导城市周边区域的某些地方逐步发展成为次级城市中心，商务和商业功能特点显著。其在生产网络价值链区段表现方面与CBD 功能存在一定阶层关系，承担了核心CBD 的部分职能，空间结构上一般会呈现放射性特征，与CBD 构成了一个“CBD 系统”，因此陈瑛（2002）称之为“Sub－CBD”。Sub－CBD产生的动力机制在于核心CBD 的外部经济性和核心CBD 功能出现外溢而形成的扩散性。

表4－2　CBD内涵与外部特征发展比较

资料来源：转引自李健（2011），表6－4。

（二）工业区及高科技园区

关于经济产业区的最早研究要追溯到马歇尔1896年的著作《经济学原理》，马歇尔的“产业区”概念强调通过劳动分工的细化和生产力的提升建立与外部的广泛联系，是一个“企业与区域体制”相结合的系统。技术的发展、产业的转型与模块化的生产和管理模式使生产网络价值区段的空间分解性成为可能，常规性的生产环节可以集聚于远郊工业园区乃至腹地区域，以较低的空间成本享受规模经济的好处。而大量技术型生产环节和研发工作则有着不同的区位喜好，它们在空间上以特定的集聚形式如科技园区、技术区及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发展。由此，工业区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研发、制造以及组装等价值区段的最重要空间集聚体。而在全球生产网络快速拓展进程中，开发区已经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和区域融入实现“网络镶嵌”和迎接全球生产网络“地方镶嵌”的融合点和最重要载体。

目前，城市工业区的类型多种多样，包括工业园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等等。但自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转型后，以高科技产业发展为主体的高科技园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逐渐成为工业区最具代表性的形式，其他类似的表述还有技术区、技术城、知识园区等，本章统一称之为科技园区。科技园区意味着高技术指向的科学园区，拥有包括高技术研发、高科技产品生产制造，甚至某些高科技企业的总部与相关生产性服务等功能。在高技术日益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主导部分的今天，以高科技产业为主、从事高科技知识、信息、研发和生产制造的科技园区就成为主导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目前许多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城市，都是以大学—高科技园区的结合形式发展形成新的功能空间，并重新塑造着传统的区域和城市空间结构（图4－11）。另外一些高科技企业总部也开始往中心城区及近郊办公园、新兴的科技园扩散，使得科技园区正成为城市知识活动的新空间，引导城市空间结构产生质的变化。甄峰（2004）指出科技园区在城市经济活动中起着先行、先导和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标志性作用。随着知识经济兴起和发展，科技园区未来会向信息园、知识园甚至知识城市、知识社会发展，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从而成为推动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不断变迁的重要引擎。(www.xing528.com)

图4－11　开发区与大都市区空间互动机制

资料来源：转引自李健（2011），图6－18。

（三）国际物流中心

霍尔在1966年就指出世界城市必然拥有发达的国际海运或空运功能，国际航运枢纽也成为现代全球化经济中一些经济中心城市的重要空间功能特征。目前世界主要国际航运中心城市包括伦敦、纽约、鹿特丹、新加坡、香港、上海等。从这些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特征看，发达腹地经济是成为国际航运中心首要条件，无论是伦敦、纽约、鹿特丹等欧美国际航运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还是东京、香港、新加坡等亚太国际航运中心的崛起，都充分证明国际航运中心的形成离不开发达腹地经济的充沛物流支持。从全球生产网络角度分析，则是由于某些区域的生产制造已经实现全球资源的资源配置和市场销售，资源和产品大进大出的贸易结构初步形成，发达国际航运市场就此形成。国际航运中心发展相应伴随的是有利于航运业发展的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各种特别经济区域，以及相应伴随的大型物流仓储区等新的空间经济体发展。

随着全球产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以知识和高技术为要素的产品逐渐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对象，该类产品普遍体积小、重量少、价值高，同时对市场信息要求偏高，因此航空港、信息港与国际航运中心都日益成为国际物流中心的重要部分。它们的自身建设加之与核心城市之间密切的资本、货物和信息联系，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铁路、通信网络、信息网络等的建设，引导和促进大都市区空间结构的重组。但这种大型国际物流中心的建设普遍离中心城区有一定距离，在生产生活服务功能上难以共享中心城区的便利，因此随着物流中心的建设，其区域功能日益多元化而向城市功能区转化，由城市功能空间单元变成相对独立的大都市区空间单元，包括以郊区新城、卫星城以及边缘城市等形式存在。

（四）新城及卫星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刺激了城市化在西方国家的迅速兴起，国家的经济活动日益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导致大城市规模迅速膨胀。城市空间不断向四周蔓延，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通过在大城市周围兴建卫星城或新城来缓解大城市日益增长的压力，其中尤以新城（new town）为发展的重点。新城的概念更强调了新兴城市的相对独立性，它基本上是一定区域范围中的中心城市，为其本身周围地区服务，并与中心城市发生相互作用，成为城镇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中心城市的人口以及涌入大城市的人口起到一定的疏解和截流作用。

从国外经验看，中心城市产业过度集聚、人口快速增长、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内部动力才是促使政府引导郊区化扩散、建设新城的主要原因。但在发展中国家，大都市区新城建设的全球化动力机制的特征明显，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新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正是通过外资引导的城市产业升级与功能转变，才逐渐促进产业在郊区聚集新的资源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步成长为具有各种产业功能的新城。就新城建设置于全球生产网络的框架下考察，新城成为全球生产网络区域扩散后在大都市区郊区形成的重要节点。专业化经济效益促进了生产网络价值链区段的分解，出现生产制造环节的郊区扩散，而产业扩散的地点必然是区域自然地理状况、交通状况、人口状况、科技教育等状况具有明显优势的地方，同时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人文社会条件及政府制度支持。在这样的基础上利用新城区的区位、环境和政策优势，尽快培育支柱产业，塑造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全球生产网络价值区段扩散保持动态发展的趋势，持续由低端向高端发展，新城发展的动力开始由传统制造工业向新型技术工业和第三产业转变，商务中心、研发机构、高科技产业园区等新型经济功能空间大量出现，并在新城空间布局中占据主导地位。新城与中心城之间及新城之间的功能合作日益强化，从而成为大都市区发展与空间结构重构的重要力量。

总之，基于劳动分工形成的新的产业空间（或被赋予新的功能的城市经济空间）的发展，对全球生产网络框架组织下的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不同类型新的产业空间的发育可以促进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变迁和多中心格局的形成，而全球生产网络框架下实现的区域功能整合，在面对全球竞争压力时对大都市区各功能主体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而为大都市区空间成长单元提供了动力支持而塑造其空间结构；另一方面，新的产业空间利用大都市区作为发展平台，而大都市区又通过新产业空间来衔接全球化和本地化这种双向力量。其中地方政府和企业寄希望于网络镶嵌，扩张资源利用与商品销售的市场，实现自身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的提升，而全球生产网络亦会透过大都市区作为区域组织的原始节点，不断谋求与本地化的结合。在这种双向作用过程中，全球生产网络实现了“空间中的生产”及“空间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