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分工理论与规模经济的启示

（一）分工、交易成本与规模经济探讨

从劳动分工理论角度探讨城市空间结构最早应该源于斯科特（A.Scott，1981）。在之后的研究中，斯科特将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要素赋予“空间”内涵，通过分析企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劳动分工和生产组织过程中的纵向结合和纵向分离、生产联系、空间集聚而得出现代工业的区位原则。1988年，斯科特又发表了《大都市——从劳动分工到城市形态》一书，探讨了后工业化社会生产组织形态与大城市空间布局关系的研究，从产业联系和联系成本的角度，探讨了不同类型产业集聚的特征、过程及产业综合体的形成。

斯科特认为产业之间的联系是有成本的，在经济学家所重视的组织成本基础上提出了空间成本的概念，指出降低或者消除组织成本有利于纵向分解，但由此会导致空间成本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斯科特根据交易成本学说，提出不同分工形态导致企业间出现不同形式和特点的交易活动，企业联系的空间成本与企业间交易的性质、特点密切相关。基于此，斯科特认为企业的区位过程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联系小规模、非标准化、不稳定或需要特殊中介的企业，单位流动的距离附加成本较高，导致生产活动多变，该类企业主要位于联系伙伴附近，其集聚程度取决于产品价值与交易、联系成本的比例；另一方面，则为联系大规模、标准化、稳定和易于管理的企业，由于单位流动的交易成本较低，企业区位选择的自由度大，可以实现与联系厂家空间分离的布局。

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城市经济学，进一步从经济学的基本内涵角度探讨了城市中产业集聚的三点原因：地区的比较优势、生产上的内部规模经济与在生产和市场销售上的集聚经济（奥沙利文，2000）。赫希（W.Z.Hirsch，1984）认为内部规模经济有利于空间集中，因此成为许多城市产业发展的经济学基础，内部规模经济可以产生两种效应：一种是随着产量增加而导致单位成本的下降；另一种是随着经验积累而提高专业化水平后，单位时间的产量上升，单位成本沿“学习曲线”下降，是一种典型专业化经济发展后果。集聚经济则是产生于区域水平的规模经济，集聚经济可以产生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但城市规模不可能无限膨胀，城市规模增加还存在城市拥塞效应，造成规模不经济，因此出现了专业化与交易成本提升的两难冲突。当城市中可交易品种很多时，类似于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中关于商品服务地理范围的讨论，对于一些门槛较低的商品，人们到大城市交易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交易成本；相反，那些门槛较高的商品，则倾向于在大城市交易。因此对专业化与交易成本两难冲突的解决结果，就是在大城市和周边区域之间形成次级中心城市，以进行交易与实现经济要素的集聚，形成分层区域体系结构。

（二）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角度(www.xing528.com)

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的经济学元理论是劳动分工。分工有多种层次，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及地理学等多重学科概念体系，其中全球生产网络主要综合地理学与经济学的分工概念，故可命名为“产品内分工与组织网络”，强调围绕特定产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活动，包括管理、研发、生产组装等，通过空间分散成跨区域、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网络。全球生产网络与其他劳动空间分工概念的关键区别在于其劳动过程的空间可分性大大增强。

对于生产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企业而言，空间集聚既可以因为区域化经济而节约交易成本，又可以因为产业内外部性的存在而获取专业化经济的好处。因此，即便随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实现物理和时间成本都大幅下降时，很多交易活动高昂的成本仍然迫使生产网络中各功能主体的行动者倾向于集聚。行动者的空间集聚，又会因地方提供的广泛多样化并能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各类基础设施，而加固其他各类企业集聚的倾向。因此，通过这些途径，全球生产网络在地方发展有集聚的可能，全球生产网络中各价值链分割带来的分工经济，会在区域内形成斯科特提出的“产业综合体”概念，其特征便是组织和交易关系的联合效应，鼓励着存在功能联系的生产者之间的地理集聚（A.J.Scott，1988a），而产业综合体所产生的集聚经济效益，又会陆续吸引许多无关联的产业集聚附近以利用其市场和服务。在产业综合体内部发展的动态过程中，生产网络中价值链的分割迂回程度会越来越长，新产生的价值链功能环节总能很快被企业行动者找到发展空间，由此塑造城市功能组织模式。但在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及制度制约（如城市规划）等多种因素叠加的持续作用下，又不断重构既定的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模式。

杨小凯和张永生（2002）在考察专业化与城市体系发展关系的时候，认为交易成本与专业化经济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会在区域产生一个给定分工水平条件下的最优城市层次数，其中分工水平决定每层次城市个数。而就单个城市考察，一个常见的现象便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产生郊区化过程，逐渐打破原来城乡分离的二元化格局，走向大都市区的新发展形态。透过这样一种空间形态，城市实现了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最优化的有机平衡。

随着现代生产方式从福特制到丰田制，再到新经济时代后福特制的产业组织模式的转变，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产品内分工发展日益细化，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研发设计、高端生产制造、低端生产制造、产品组装与测试等价值链环节不断分解出来，规模经济的效应有可能引导“产业综合体”的不断膨胀。随着城市规模的持续增加造成规模不经济而提升交易成本，出现了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提升的两难冲突。因此当生产网络价值链环节分割日益细化时，那些价值链高端的生产环节因为其高获利能力，才足以支持专业化经济克服交易成本提升的压力，同时由于其交易产品多为非具体的物质流，具有非标准化的不确定性，该类生产环节仍倾向于在大城市生产交易；而在制造、组装以及测试等价值链低端的生产环节，会因为其较低的获利能力不足以支撑交易成本过高的压力而开始向周边区域转移。因此，当生产网络中价值链分割进一步细化并引起规模不经济的时候，对应专业化与交易成本两难冲突的解决结果，就是在大城市和周边区域之间形成次级中心城市进行交易与经济要素集聚，从而形成分层区域体系结构。这样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有利于交易效率提高的优势，获取专业化经济收益，又可以在一个层级体系框架内将交易成本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