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数据伦理建设，汇聚向上向善力量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前沿科技的快速发展，智能时代已然到来，对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甚至休闲娱乐方式造成了全面、系统的冲击，同时也会对包括伦理道德建设在内的精神文化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除了会出现侵犯个人隐私的现象，也会引发新一轮的伦理道德走偏的问题，如涉及的道德泛滥、歧视问题等。因此，我们需要着重加强对数据伦理道德的建设，确保科技伦理道德遵从人类伦理道德，汇聚向上向善的强大力量。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机器逐渐代替人搬运重物、快速计算，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业制造的效率，而且也使人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了出来，于是人类对于机器制造的依赖远远大于了对其的担忧。但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人工智能已经逐步可以实现像人类一样的感知、认知和行为，在功能上也可以模拟人的智能与行动，甚至可以代替许多人类思维方面的工作，而不仅仅停留在帮助人们搬运或者计算。可见，人工智能已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开始逐渐进入人类的认知世界，不断模糊着物理世界和个人的界限，刷新人的认知和社会关系。如此下去，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必将延伸出复杂的伦理、法律和安全问题。

英国哲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在《技术的社会控制》一文中提道：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不能在技术生命的早期被预料到，然而，当不希望的后果被发现时，技术却往往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以至于对它的控制十分困难。这就是控制的困境，也被称为“科林格里奇”困境。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现在已经大踏步地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为避免人工智能技术陷入“科林格里奇困境”，就要做好战略规划，提前预防可能引发的安全问题。目前，虽然人们对人工智能未来的走向还未有准确的答案，但对人工智能加以伦理规范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共识。对此，不仅政府要积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科研人员和机构也需要加强伦理危机的意识，国家更要主动参与到国际伦理治理的行列中去，共同努力加强数据伦理建设，为未来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供正确的参考决策。

为提前预防和有效化解伦理道德危机，我们应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前沿技术的监管措施。政府部门要率先统筹相关部门的资源，积极探索前沿技术发展的所有阶段会产生什么伦理道德问题和社会影响，再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而不能采取自由放纵的做法或事后再应对的情况。要求技术研发企业扩大新技术研发和应用的透明度，并且能够实行政府问责制，对于促进技术进步且符合普遍价值、伦理道德的可以推行其为社会典范，引领科技研发的正风气。总之，伦理问题的高效解决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还需要企业、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的相互合作，共同促进技术的健康创新和伦理道德规范的建立。

政府监管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科研人员具有自觉的科技伦理意识。应树立和强化使用者的主体性和意识，强化人的主体意识有助于使我们走出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人性扭曲。^[23](www.xing528.com)

当前，我国各类教育中普遍欠缺科技伦理问题的内容，这就导致我国科研人员伦理意识淡薄，在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各个环节不能很好地把握伦理边界，出现基因编辑婴儿、数据和算法滥用等伦理事件的发生。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完善的科技伦理教育机制，督促科研人员加强对科技伦理的重视与思考，争取从“他律”走向“自律”，秉持向上向善之心，不再仅仅局限于把技术和产品快速研发出来，而是更多地考虑他们开发的技术和产品对于社会的影响，肩负起科技进步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责任。政府应加强科技伦理教育的宣传与引导，科研人员和社会公众才能产生科技伦理上的自觉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对前沿技术发展的良好治理，从而健康有序地促进新技术的进步。

一个负责任的科技大国必须坚守科技发展的伦理底线，完善国家的科技伦理道德建设。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整合和相互建构，但其高度的专业化、知识化和技术化使圈外人很难对其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准确的认知和判断，没有来自科学共同体内部的风险预警和自我反思，任何一种社会治理模式都很难奏效。^[24]因此，国家要加大对于科技伦理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研讨，积极组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加强科技风险与预测方面的研究，进行统筹规范和指导协调，从而推动构建覆盖全面、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2019年7月2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该方案旨在完善制度规范，健全治理机制，强化伦理监管，细化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审查规则，这充分表明规范各类科学研究活动的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开展了，科技伦理建设将进入最高决策层视野，成为推进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一环。^[25]可见，我国的科技伦理建设稳步加快，将成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不仅我国自身要进行科技伦理方面的研究，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到国际伦理治理中去。围绕伦理原则及规范的博弈会凸显不同宗教、哲学和价值观的冲突，伦理议程的讨论也会体现出伦理问题在不同社会存在的差异。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国文化所蕴含的伦理思想中探寻适应科学研究及技术应用的指导原则。同时，我国要积极参与到国际科技和经济治理的研究之中，不仅在国际伦理规则制定中发出中国声音，而且让中国的伦理思想及话语成为国际伦理治理的重要源泉。因此，将中国的科技伦理研究和国际伦理治理挂钩，不仅可以在全球坐标下拓展学术新领域，而且也可以在国际伦理规制方面贡献出中国思想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