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扶贫的应对措施

（一）在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生态发展中推进生态扶贫深入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明确了推进生态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四项目标任务。贫困地区把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就是要践行新发展理念，尊重生态规律，下决心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首先，坚持节约利用资源，实现永续发展。其次，切实保护珍惜环境，提高脱贫质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最后，创新生态扶贫的体制机制，完善生态补偿的制度保障。

（二）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大力发展生态扶贫产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生态、循环、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贫困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密切关系。要坚持以生态发展为核心，以打造现代产业新体系为目标，大力发展生态扶贫产业。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上大力推进产业生态化，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在发展生态扶贫产业上深入开展“互联网+”等行动，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上大力推进生态经济化，充分发挥山好水好空气好的优势，把生态环保与经济、文化旅游开发结合起来，积极推进“农村+旅游”“农业+电商”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在项目布局上，严守生态、耕地保护、城市开发边界三条红线，实施空间、总量、项目三位一体的准入制度。在项目把关上，从源头控制污染物排放和资源消耗。

（三）在生态发展中积极推动形成生态扶贫生产和生活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形成生态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并就推动生态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出了六项重点任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面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倡导推广生态消费，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指向，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人的全面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目标。只有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社会才能构建起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最终实现生态文明。在贫困地区，尤其要在脱贫攻坚进程中大力培育具有新时代特点的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软实力，推动生态文化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打造蕴含不同生态文化主题创意的生态文化产品和产业品牌，纳入公序良俗、乡规民约，不断增强全民生态文化意识和文化自信。通过广泛开展新时代生态文化宣传教育，把生态文明理念、生态扶贫理念纳入国民教育和干部培训体系。积极推进农村生活方式生态化，让绿色生活方式成为农村居民的习惯。通过完善公众参与、监督等制度，充分发挥各类社会、民间组织和志愿者作用，深入开展创建生态学校、生态社区等行动，形成生态扶贫、生态发展、崇尚生态文明的乡村社会新风。

（四）不断探索、完善各类生态扶贫模式

1.实施欠发达地区生态扶贫搬迁工程

目前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按照“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能使近1000万贫困人口脱贫，彻底解决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问题。2020年后，欠发达地区仍然面临“保护与开发”的矛盾，除此之外，还面临扶贫效率提升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继续沿用“十三五”时期的思路，立足保护生态，兼顾扶贫效率提升，实施大规模的生态扶贫搬迁。总体考虑如下：

第一，在地域上，迁出地以禁止开发区为主，兼顾部分限制开发区，迁入地以县城周边为主，方便群众通过就业实现可持续脱贫。第二，实施方式上，以整村搬迁为主，尤其是在禁止开发区原则上实施整村搬迁，最大程度减少人对环境的干扰。限制开发区可以参考群众意愿，不愿意搬迁的群众通过生态补偿、公益性岗位实现脱贫。第三，补贴方式上，低收入户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进行补贴，其他农户视情况由地方政府进行差异化补贴。第四，资金来源仍可参照“十三五”时期，由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债务资金、专项建设基金、长期贷款组成。

2.提升生态补偿标准和益贫精准程度，针对贫困人口探索新的生态补偿计算方式(www.xing528.com)

生态补偿是未来生态扶贫的重要手段之一。土地是欠发达地区人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特别是退耕之后，扶贫渠道自然受到限制，耕地的退出必然使贫困人口付出很多机会成本。目前虽然已经建立了比较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但生态扶贫战略中，涉及耕地的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补偿制度有必要进行改善，总体上大幅提升涉及退耕的生态补偿。现在也已经有部分省份就此先行先试。比如山西省2017年出台规定：对58个贫困县实施的退耕还林，山西省在国家补助基础上每亩增加800元，对退耕农户每亩增加300元；对其他非贫困县实施的退耕还林，在国家补助基础上每亩增加500元，对退耕农户每亩增加300元。

具体考虑如下：第一，提升欠发达地区的生态补偿标准，探索新的生态补偿计算方式，涉及退耕的生态补偿，重点考虑丧失耕地导致的机会成本，兼顾劳动成本等。我们认为至少要超过当地土地流转的平均价格。第二，森林、湿地、草原、水源地等生态补偿，重点提升相应的公益岗位建设，可将生态补偿逐步转变为公益性岗位，以低收入人口为公益性岗位的主要聘用对象，并且逐步实现公益性岗位的科学化管理，通过科学化管理和日常业务工作的开展，不断提升低收入人口的内生发展能力。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还需要尽快完成完善生态资产的核算。对农民所有的土地、山林和荒地的生态价值要加以核算，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国特色的生态补偿机制。国家可以延续生态公益林的模式，通过购买生态服务，使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的农民受益；也可以通过购买生态资产的方式，将生态脆弱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保护区内农民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转为国家所有，这一方面有利于国家采取保护行动，同时让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增加收益。

3.完善资产收益模式，确保低收入人口分享资产收益的红利

目前针对资产收益制度已经开展了广泛的探索，但由于没有较为完善的生态资产定价体系，生态资产的收益还未充分凸显。实践中，生态资源资本化和资产化的过程在技术上是通过“折股量化”的形式来解决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通过生态资源的股份来分享各类收益。但在实践中，“量化入股”的形式有异化的趋势，部分生态资源实现“量化”后，名义上是入股，实际上是“放贷”，只能享受到微薄的“利息”或者“股息”，而这部分甚至低于国家在相关优惠政策上的转移支付。国家对于某些产业的支持和帮扶，并未全部惠及贫困人口，而是被相关企业截留了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部分产业的益贫性是比较低的，生态资源的收益也是比较低的。因此，2020年后生态扶贫政策需要重点探索资产收益模式，确保贫困人口分享资产收益的红利。具体考虑如下：

第一，完善生态资源的定价体制。目前资产收益模式运作的核心起点在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拥有的生态资源如何定价，只有明确了定价机制，才能确保贫困人口不吃亏。因此，重点在于尽早探索生态资源的定价机制。第二，完善生态资源的交易机制。争取通过3—5年的探索，尽快尝试建立全国统一的生态资产交易平台，建立生态资产的抵押、质押等金融制度，充分放大生态资产的收益。第三，探索一些新型的产权所有机制和持续运营机制。可以考虑由困难村集体全额拥有产权，先期出资由地方政府负担，交由企业进行市场化运作，再确定相应的分红比例。具体可以参考重庆的集体光伏扶贫模式，重庆全市已经推开光伏电站的村集体拥有全部产权、县级政府统一管理、中标企业统一运营的新型资产收益模式。

4.开发生态资源，探索多样的生态产业

生态扶贫产业的实践较多，可以肯定的是2020年后，生态扶贫产业仍然是扶贫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产业扶贫长久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仍然需要在2020年之后去解决。总体来看，有以下几个方向：第一，资源禀赋、本土特色仍然是生态扶贫产业选择的重点方向之一。第二，科技进步、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是欠发达地区实现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的根本。第三，国家在生态产业发展方面仍然需要有相关政策，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

产业发展仍然会是2020年后扶贫中最困难的一个环节。首先，要大力开展以种植养殖业为主的生态特色产业，并且加大对其各类补贴。其次，继续完善休闲农业、旅游扶贫、电商扶贫、生态农业等生态扶贫模式。再次，不断推动产业融合和产业链延伸。基于农业现代化，融合工业、旅游、创意、地产、会展、博览、文化、商贸、娱乐等相关产业与支持产业，延展产业链，形成地域经济综合体，通过区域发展带动贫困人口增收。最后，围绕国家公园探索特色小镇、庭院经济、农家乐、生态科技产业的生态扶贫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