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扶贫的定量分析研究

关于生态扶贫的定量分析，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张琦等（2012）通过定量分析，测度了发展方式转变与扶贫之间的关系：其一，发展方式转变，重构了扶贫的动力机制，即产业动力、增长动力和内生动力等发生了新转变。其二，发展方式转变，使扶贫路径和方式发生新变化，即引致了贫困人口收入来源、扶贫重点以及就业方式发生新变化。加大生态补偿力度、保障贫困人口收入是决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陈胜东等（2016）以江西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抽样调查方式分析搬迁移民行为对移民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结果表明：搬迁后，农户生计资本有较为显著的提高，且搬迁移民行为是移民扶贫的主要手段，搬迁移民行为能有效地增加移民户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达到农户扶贫目的。刘静（2013）利用2009年分省数据和2007—2008年的分县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分析，用回归分析方法揭示出水资源、气候变化同贫困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投入要素不变情况下，灌溉条件改善和应对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增强对农村扶贫有显著正向作用，今后应在加大灌溉投资的同时提高贫困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田飞丽（2014）基于广义帕累托洛伦兹曲线模型以及洛伦兹曲线与收入密度函数间的理论关系，构建了一种利用分组数据测算贫困指数的新方法，并使用统一的贫困线标准测度我国农村FGT贫困指数。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各项农业政策的扶贫绩效，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户贷款有利于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但由于贫困者在资源获得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贫困与非贫困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贫困群体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在不断扩大，而增加农村教育支出能够保证贫困群体更多受益。孔凡斌等（2014）以江西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抽样调查获取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以非移民户为参照对象，分析搬迁移民实施对移民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指出搬迁移民实施对移民农户生计资本的净增效果显著，同时搬迁移民安置点的选择显著地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中心（2015）首次提出生态扶贫的新理念，同时首次构建了“中国生态扶贫指数”。以中国扶贫开发主战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背景，对中国生态扶贫指数进行了综合测度和多层次分析与比较，并对罗霄山区进行了案例分析和检验。张丽荣等（2015）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扶贫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关系进行了梳理和分析，采用态势分析法对我国现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扶贫的宏观政策在未来二者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以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保护与扶贫协调发展的途径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促进二者协同发展的生态移民、生态资本带动、生态旅游、生态考评等模式，对我国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扶贫协同发展提供借鉴。崔湛钜（2014）以2007年山西社会核算矩阵为基础建立了固定价格的乘数模型，研究了不同产业发展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但居民收入的增长不一定会使贫困减少，为进一步研究产业发展与减少居民贫困之间的关系，依据可以反映居民收入与贫困的FGT指数构建了对贫困度敏感性效应分解的乘数模型，计算出了居民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揭示了产业发展和贫困度之间的关系。其中，教育投入对居民的收入和扶贫效应影响最大，教育部门对城镇居民收入的拉动作用要大于农村居民，但对于赤贫人口的扶贫效应更加显著。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部门在同时考虑对经济影响和居民扶贫时，作用更明显。黄承伟、周晶（2016）通过对贵州省石漠化片区草场畜牧业案例的研究，得出石漠化片区草场畜牧业产业化扶贫是兼顾扶贫与生态双重目标下的创新模式，这种生态扶贫发展模式破解了石漠化地区的“贫困陷阱”，通过促进本土资源、市场资源、扶贫资源的有效衔接，贫困地区土地资本、劳动力资本、生态资本等核心要素的带动运转，实现了贫困地区扶贫目标和生态文明的双赢目标，促进了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侯一蕾等（2014）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研究林业生态建设对山区扶贫的影响，研究得出林业生态建设对山区扶贫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目前的林业生态建设的需求与农户的生计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现行相关政策缺乏系统性，改进余地大。对协调林业生态建设和山区贫困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发展林下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第二，加强投入和生态补偿；第三，建立林业生态建设和减缓贫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邰秀军等（2017）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10个移民新村的调查数据，采用FGT贫困测度指标、偏相关分析方法分析了生态移民户的贫困水平、趋势和相关性，探讨了集中连片安置和集中但不连片安置扶贫效果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移民户集中但不连片居住的安置方式，既有利于使移民户保持原有的社会联系，同时有助于移民户利用附近的农业产业园区，形成就近务工，增加市场行为，还有利于增加与已有居民的社会联系，促使移民户在转换生计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生变化，这些因素都有利于移民户实现扶贫脱贫。杜洪燕等（2017）以北京市延庆区的44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例，采用二值选择模型，研究了生态因素和生计因素对农户参与岗位类生态补偿项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活动多、非农业劳动多或者家庭规模大的农户均倾向于参与岗位类生态补偿项目；目前的岗位类生态补偿项目存在富裕户和贫困户收益不对等、对贫困户的识别和瞄准机制不完善、不能有效刺激贫困户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建议：注重农业生产在农村地区的基础性作用，加强项目实施前后的基础信息收集，注重项目的提质增效，对就业不充分的贫困户给予有效关照，做好涉农政策普及等。(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