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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区民族文化与减贫发展探析

时间:2023-05-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文化分区看,武陵山区是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地。有学者将其称为“武陵文化”,认为它是典型的地域文化。武陵山区是国内独特的、以共同生态系统为生存单元,跨越行政区划的多个民族及其文化的共生区域。

武陵山区民族文化与减贫发展探析

(一)武陵山区民族文化特点及其在减贫战略中的价值

1.武陵山区民族文化主要特点

武陵山区从古至今都是多元文化相互采借和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典型地带,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土家族苗族瑶族侗族汉族等生息繁衍的地域,各族人民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创造了自己辉煌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各世居民族的文化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呈现出多元文化互动的特征。

从山区自然环境看,武陵山区所处的武陵山脉是不可分割的自然实体,具有相同的自然条件和资源。武陵山脉自西南向东北延伸,其东边是雪峰山,西边是大娄山,北边是大巴山,南边是苗岭。从地势上看,武陵山区是云贵高原的延伸地带,从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原边缘向东北倾斜,下降到海拔几十米的江汉平原,形成一片处于乌江和沉江之间的褶皱断裂的二高山区,成为我国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的地带,是中原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要道。区域内群山环抱,多奇峰峡谷,山坡梯田层层,少有平坝之处。这种地貌使早期先后进入山区定居的各族人民,在千百年中逐渐积淀在各平坝、峡谷和高山上,形成了一个个封闭性的大小社区。

从治理历史看,作为自然实体的武陵山地区与作为行政区划的“武陵郡”所辖范围大体一致。[1]这里都曾属于同一行政区管辖,中原统治者历来采取相同的统治方式进行治理。这片区域曾长期被视为蛮荒之地,秦汉后建立了郡县,基本上以羁摩形式实施统治。元明清三朝实施土司统治,改土归流后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统治之下。虽然名称先后有变化,但历史上形成的政治文化观念却积淀下来并影响着以后历史发展的进程。至现代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和长沙沦陷后,湘、鄂两省政治中心退入武陵山区,国民政府把武陵山区10区81县组成第六战区,曾是抵抗日寇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还迁入了大批沦陷区的大学中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等人以武陵山为依托,先后创立了湘鄂西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无数革命志士云集武陵山区。

从文化分区看,武陵山区是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地。自古就是中原从洞庭湖沿沉江、澧水及其支流进入大西南,或从清江、乌江进入大西南的要道,是东西南北族群的交汇点。这里自古活动着三苗、百濮、百越巴人等许多族群,至今仍生活着土家、苗、侗、瑶、白等30多个民族。众多民族在这一地区停留、迁徙、繁衍、生息,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成为重要的“文化沉积带”,文化呈现出古老性、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从民族成分及分布情况看,汉族大都分布在临水的城镇及平坝地带,土家族大都分布在湘鄂边境上的山区,苗族则大都聚居于湘黔两省交界处属于高寒山区的腊尔山台地及台地边缘。各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兼容影响,亲缘性十分明显,是一体多元的民族文化。有学者将其称为“武陵文化”,认为它是典型的地域文化。[2]

从区域内民族及其文化形成过程看,武陵山区接纳了多次的人口波浪,才成为多民族地区。沿着武陵山脉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通道,成为各民族或族群长期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其中必然保留着这些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和文化沉淀。我国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将之称为“民族走廊”。有学者将“民族走廊”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一是它的产生与中国古代冲积平原农耕文明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二是具有历史和自然的双重因素;三是具有历时性;四是在今天看来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色彩浓郁,积淀的历史文化丰厚,具有古老性、残存性、变异性、流动性的特点。[3]武陵民族走廊是中国腹地一条重要的民族走廊,在历史上是我国多种生态文化、多元民族文化、不同层级文化、多样区域文化互动频繁的典型地区。[4]

从现实状况看,武陵山区是我国中西结合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分水岭,也是当前西部大开发的最东缘和中部崛起的最西缘。20世纪80年代武陵山区就被划为全国18个连片贫困区之一,是东中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结合部。2011年,武陵山区又被纳入中国新十年扶贫纲要重点攻克的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从经济上看,四省边区这片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山区,又有不少经济学家将它视为东南和西南经济连接的结合部,并认为它是内部有许多共同特征而与外部比又有自己特殊性的经济区域。认识的具体化,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具有指导意义。这里的经济属边区地带山区小农经济,未来数年间要实现脱贫还是一个巨大的难题。(www.xing528.com)

在当代社会,“武陵民族走廊”多元文化正接受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文化互动仍然十分活跃。费孝通先生在1991年考察武陵地区后写道:“这个山区在历史巨浪不断冲击下实际上早已不再是个偏僻的世外桃源了,已成为从云贵高原向江汉平原开放的通道。这条多民族接触交流的走廊,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地貌还保住了各时期积淀的居民和他们原来的民族特点,另一方面又由于人口流动和融合,成了不同时期入山定居移民的一个民族熔炉。他们长期在一个地区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已形成了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你我之间既有区别,又难分解的多民族共向体”。[5]

(二)对武陵山区民族文化价值的再认识

1.应将武陵山区民族文化放在中国和谐社会建设视角下加以认识和理解

除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之外,与五大自治区各有一个主体少数民族,或者与云南、贵州省域内多民族不同,武陵山区是国内独特的、以共同生态系统为生存单元,跨越行政区划的多个民族及其文化共存。这一特点具有深厚的和谐社会建设潜力。如果进入良性发展,这一地区能够成为中国社会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典范区域。

2.应将武陵山区民族文化价值放在中国和谐社会建设视角下加以审视和理解

本地区民族文化对于中国社会建设重要价值的再理解。武陵山区是国内独特的、以共同生态系统为生存单元,跨越行政区划的多个民族及其文化的共生区域。这里自古即为巴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云贵高原文化的交汇地,在长期生长、学习、交融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共有30多个民族生活于武陵山区,与中国境内五大自治区各有一个主体少数民族不同,也与多民族共同生活于某个行政省份(如云南省、贵州省)不同,跨越行政区划、各具特色而又表现出诸多相似性的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侗族文化等不仅属于武陵山区各族人民,也属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从这一点上看,武陵山区具有深厚的和谐社会建设意义。如果该地区进入良性发展之路,除了充分体现当地多民族百姓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意义,还能够成为中国社会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典范区域。

本地区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所起重要作用的再理解。因其特殊地理位置,武陵山区成为历史上东、西、南、北各族人民迁徙的中转站或聚焦点,这种聚集和融合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一种范式,也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起了切实作用。不同族源的居民共处一地,“形成了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既有区别,又难分解的多民族共同体”。费孝通先生认定,武陵山区之所以值得进行民族史和民族学研究,乃是因为这个地区“多民族共同体”的存在。费先生认为,“多民族接触交流”的历史,既能解释“还有必要深入地研究为什么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不是联邦制”,又能为我们基于流动的民族关系史常态来思索民族关系的未来。[6]至现代,当地各族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这里基本属于革命老区,国家理应对这一地区投入更多的关怀和照顾,支持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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