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已经形成了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三国演义”的格局。同时,应当看到,我国民营经济仍然良莠不齐,民营企业数量虽多但竞争力不强,存在诸如产品与服务低端化、融资瓶颈、技术进步乏力、管理水平有待提升等一系列问题。关于造成民营经济成长困难的外部环境因素,人们通常将其归结为国有经济垄断和政府行为,例如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所谓“铁门”“玻璃门”以及“弹簧门”等等[1]。据此,破解民营经济发展困境的对策也被认为应该进一步降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国有经济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甚至退出自然垄断领域等国民经济命脉部门,不再“与民争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让出足够的“空间”。而同样作为民营经济成长外部环境的外资因素对中国进行产业控制、给民营经济造成的影响却很少被指出。事实上,在市场规模与市场范围有限的条件下,资本、技术、品牌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外资对我国竞争性产业的成功控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营经济的成长。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混合所有制是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经济通过战略性调整、“抓大放小”,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状况,大范围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逐步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集中,着力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国有经济比重持续下降,甚至已经低于某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战略退却,为民营经济的成长释放出极大的市场空间,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外资经济在中国的长足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并在中国竞争性产业领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成功地实现了对许多竞争性产业的资本控制、技术控制、品牌控制。如果把民营经济发展面临某种困难的外部原因归结为国有经济及政府的相关政策,而外资经济对中国主要竞争性产业的控制因素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恐怕有失公允。而把国有经济进一步退出竞争性产业,甚至退出某些自然垄断领域当作民营经济发展的救命稻草,也不利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内省,不利于从更深层次挖掘民营经济发展瓶颈的内部原因并采取相应对策,更不利于民营经济在整合外部环境方面采取正确的策略。(www.xing528.com)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以中高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市场规模与市场范围约束会日趋明显。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充分借鉴外资在资本运营、技术研发、品牌孵化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通过混合所有制形式加快与国有经济的整合步伐,在与外资经济、国有经济的博弈中进一步成长壮大。相应地,政府要调整民营经济支持政策,像重视引进利用外资一样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像关注国有经济发展一样关注民营经济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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