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集约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适度生产集中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经济集约增长密切相关。经济集约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经济长期粗放增长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经济集约增长的目标与结果，是经济集约增长的落脚点。国内经济学界及实际部门关于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根本转变，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都已蔚为壮观，极具启发性与建设性。但是，在这种讨论或研究中，对于实现经济集约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经济机制的揭示似乎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经济集约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是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多元机制架构，正在逐步为人们所发现与概括。但笔者认为，就产业，特别是在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主要工业产业部门能否实现经济集约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而言，适度的生产集中显然是有利于经济集约增长，从而有利于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

第一，主要制造业产业部门的适度生产集中可以保证全产业具有较高的利润率水平，有利于研究开发与技术进步，实现规模经济。这是经济集约增长的整体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集中度是判断一个产业部门企业间垄断竞争关系即产业组织状态的重要指标。集中度高，少数大企业支配力就强，反之则弱。哈罗德·德姆赛茨认为高额利润率是效率提高的结果。他从美国主要产业前4位企业集中度和企业规模两个方面计算了1963年到1969年的平均利润率，结论是集中度对利润率的影响只涉及资产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企业，中小企业的利润率和集中度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因此，集中度不等于垄断，而是效率的反映^[1]。德姆赛茨主张的政策含义是极为重要的，即反垄断政策惩罚大企业，会人为降低集中度，有损经济效率，这已为各国一系列实证研究所证明。中国制造业产业的集中度与利润率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工业产业集中度下降与经济效益下降也是同步的。

垄断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就垄断结构而言，从理论上可以区分为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垄断竞争等几种类型。其中，完全垄断除了在极少数自然垄断的产业部门尚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外，在大多数产业是不现实的。并且由于完全垄断条件下，垄断企业会以较高的价格生产较少的产量，有损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效益，这种垄断自然是应当禁止的。寡头垄断是少数企业对市场的瓜分和控制，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少数几家企业供给无差别的产品，二是少数几家企业供给有差别的产品。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产业内长期竞争、优胜劣汰、生产集中的结果。而生产集中程度是由该产业的技术特点和市场规模所决定的。至于垄断竞争则是指存在产品差别的、企业数量众多、竞争激烈的市场结构，是企业间垄断与竞争关系的常态。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垄断的含义相去甚远。垄断行为可以细分为完全垄断条件下的垄断行为与寡头垄断条件下的垄断行为。前者与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密切相关，自然是禁止之列。而寡头垄断条件下的所谓垄断行为则应具体分析。寡头垄断企业的行为可以区分为价格行为与非价格行为及自组织行为。其中，价格行为主要包括勾结与非勾结两种。价格勾结行为即价格卡特尔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阻止竞争对手进入，维护垄断地位，攫取垄断利润为目的的，应属严格禁止之列。而非勾结价格行为主要是一家企业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控制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因而可以在产业中实行所谓价格领导制（Price Leadership），同一产业的少数其他企业跟随其定价。价格领导制的成因复杂，但从根本上说是企业实力的反映，不应当简单地禁止。在比较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寡头垄断企业的非价格行为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R&D），提高产品差别化程度，并对技术进步成果进行排他性控制的行为；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为广告和构筑营销网络不惜人、财、物进行巨额资本投入的行为，等等。实际上，创新与发明本来就是企业为追逐利润而进行的有意识投资的产物。如果不能对技术发明与进步拥有垄断权利，将不会有企业进行研究开发和推动技术进步。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背景下，垄断地位与垄断利润的存在已经或正在成为高科技竞争与冒险的筹码^[2]。显然，这类“垄断行为”是源于生产集中、寡头垄断的正常行为，广告与构筑营销网络亦然，岂可一反了之？

可见，通常所说的垄断是对集中度进行计测、判断的结果，如某产业前4位企业的销售额集中度达到90%，就把这个产业判定为高度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等等。显然，垄断与生产集中有关，但生产集中并非垄断本身。二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层次的经济范畴。从这个判断出发，适度的生产集中与垄断行为之间也不存在必然联系。适应技术进步与市场规模的客观要求，主要制造业产业部门形成较高的集中度，表明在一个产业部门大企业这种有效的企业组织的优势地位，其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研究开发与技术进步能力等有利于提高效率、效益的因素融合为全产业的效率、效益，具有较高的产业利润率，中小企业本身也是其中的受益者。

第二，适度生产集中意味着该产业形成了较高的进入壁垒及移动进入壁垒，可以避免或有效阻止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导致的资源滥用，并减少由此带来的损失与浪费，直接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在特定产业中存在的企业，不仅与产业内部既存在企业相互之间竞争，而且也同新进入特定产业的新企业展开竞争。进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虽然还没有现实地进入，但只要具备条件就会发生的“潜在的进入”；二是现实的、新企业的“明显的进入”。对于既存企业来说，潜在进入压力成为重要的竞争威胁，而明显的进入则是现实的竞争威胁。潜在的进入变成现实的进入。新企业必须逾越一定的障碍，即进入壁垒。形成壁垒的因素很多，主要有规模经济、必要资本量及埋没费用、产品差别、绝对费用、政策法律及既存企业的战略性阻止行为等等。在这些因素中，除了法律、行政规制造成的壁垒及既存企业的战略阻止进入行为外，都是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客观形成的资源配置机制。

从经济上分析，进入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具有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双重性质。一方面，进入壁垒存在引起价格扭曲；另一方面进入壁垒存在又具有正面作用。因为进入无壁垒的、原子型的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尽管从理论上说可以达到社会福利的极大化，但它却是以资源配置的效率、效益损失为代价的。而具有一定高度的进入壁垒，则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其具体表现为：①在一般的情况下，由产品差别性产生的进入壁垒越高，产品越具有多样化的异质性，所实现的社会总效用就越多；②对于规模经济显著的部门来说，进入壁垒的存在可以阻止低效率的原子型小企业进入市场，提高产业集中度，使社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③企业进入或退出市场，其实质就是资源重新配置的一种方式。在其他条件（如资源转移的空间跨度、时间长度和埋没费用等）既定的情况下，资源配置成本与资源转移频率呈正相关关系。进入壁垒的提高使潜在进入的企业一旦进入后就在经营活动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而极大降低资源重新配置的成本，提高资源配置的净收益。

进入壁垒的存在不仅能够有效阻止低素质企业的进入，而且还提供了一个产业内不同企业组织体战略变动的壁垒，即移动进入壁垒。移动进入壁垒的存在成为阻止公司从一种战略地位向另一种战略地位运动的因素，既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又避免随意进入其他企业的业务领域，规避了产业内的过度竞争。如果没有移动壁垒，某公司的成功战略就会被其他公司迅速模仿，这不仅会使优势企业拿不到较高的利润，而且使全产业利润率趋于减少^[3]。进入壁垒与移动壁垒的存在事实上构筑起一种有序竞争的结构。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可以防止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滥用，减少其中的损失与浪费。我国主要制造业部门，如纺织工业部门，进入壁垒过低，引发过度进入，重复生产、重复建设，最终因全行业亏损而限产压锭。这反证了进入壁垒的存在是竞争的某个阶段上有利于产业经济集约运动的重要机制之一。

第三，适度生产集中能增强企业影响、干预市场的能力。这是在社会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产销矛盾，实现产业经济集约增长的重要机制。

生产和资本集中的发展，在主要产业部门越来越形成少数大企业支配生产和销售的情形，即寡头垄断的格局。事实上，在寡头垄断条件下，企业经常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处境：或者仅顾及自身的狭隘利益，而在价格、产量等方面采取引起更激烈的竞争，触发强大对手的报复行动或承担使产业内竞争升级的危险；或者追求产业整体利益，充分考虑竞争后果；或者使竞争战略限制在不使对手选择强烈报复手段的范围内。当企业互相合作，就产量和价格进行协调，或者只是采取威慑性的行动，它们都可以得到合理的利润；如果一家企业采取对自身有利的竞争行为，而其他企业不采取报复行动，这个企业也可以获得高额利润。但显然，这在寡头垄断结构下是不现实的。这种威胁性的竞争行为必将引起对手的强烈反应，如开足马力大量生产，或者降价竞争，其结果是生产过剩，企业亏损，两败俱伤。更进一步的后果就是各种稀缺经济资源在激烈竞争中的损失、浪费。因此，在主要产业部门由少数大企业主导的情况下，一方面企业通过自身组织结构的完善，适应并替代市场的能力在增强；另一方面，大企业之间通常选择协调竞争的合作，以整合市场，协调供求矛盾，实现共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寡头垄断企业就产量、价格等进行协调，达成某种默契或联合，实际上是企业影响与干预市场，在大规模生产方式造成生产能力急剧膨胀的背景下，调节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矛盾的一种努力，是保证资源按着市场规模被有效使用的必要条件。由技术特点和市场规模决定，寡头垄断对于许多制造业产业部门而言是一种客观形成的企业间关系。企业间也以这种关系为基础，创造了一系列在大规模生产方式时代整合产业、市场的机制。

这里，大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已陷入了某种逻辑悖论：一方面，大企业作为一种有效的企业组织体，是适应技术变化、市场规模扩张带来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的产物，并带来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等一系列积极的后果，创造了灿烂的工业文明；另一方面，当主要产业大企业主导的生产方式确立以后，由于加工生产能力急剧膨胀，市场又反过来成为大企业发展的约束。市场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它决定着一个产业的市场规模，从而也决定着产业的总规模。虽然市场规模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和国民经济总体效率的提高是不断扩张的，但在一个国家的某个特定时点上，市场规模是一个既定的量。如果产业规模超过市场规模，必然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资源配置的损失与浪费；相反，如果产业规模小于市场规模或与市场规模相适应，企业能够获得正常利润或超额利润，意味着各种稀缺的经济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而不是被过度、无意义地耗费掉。从这个意义上看，寡头垄断企业在某种价格情况下，限制、协调各方面的产量，或在各自某种产量情况下协调价格，一方面是谋求垄断利润使然，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节约使用而不是过度使用各种稀缺经济资源的效果。通用汽车公司、英特尔公司等大企业多次向人们显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价格，能够获取较大收益，但绝不是永远的最佳战略^[4]。对消费者而言，这也未必就是一种损害。规模经济的存在降低了成本，使低价位销售变得可能而现实，而大企业商品的内在品质使消费者也获得了不同于低品质商品的生活质量、工作质量。生活中有很多这方面的教益，“便宜没好货”就是一例。这一发现有助于透视我国若干产业部门有规模无效益或低效益的成因。一汽大众的15万辆轿车生产线已经投产，而且拥有国内最先进的轿车生产技术，但是由于市场需求的限制，每年只能生产和出售几万辆，大量生产能力闲置，效益很差；青岛啤酒在生产能力即将达到50万吨时发生了产品滞销的局面，效益大幅度下滑；长虹彩电产量已突破600万台，并且通过价格战将松下、索尼挤出市场份额前5名，使自己的市场占有率达到35%左右，但是代价巨大，企业的获利能力并没有大的提高^[5]。上述经济现象的成因十分复杂，但有一个原因是十分清楚的，就是我国主要产业部门企业之间，包括大企业与大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基本上处于一种缺乏协调的过度竞争关系之下，大企业投资、生产、经营、价格行为也很少考虑竞争对手而自行其是。1996年高路华电器突然在报纸公布“一般彩电成本价格”作为低价销售的铺垫，曾使彩电产业主要企业陷于被动。在一个企业拥有巨大加工生产能力而缺乏协调的产业市场上，某些企业可能靠先发优势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但群起而攻之的竞争，最终会使其利润降低。在这种恶性竞争中，资源也被浪费地使用了。这恐怕是我国一些企业在孜孜以求的规模经济目标初步实现以后，却陷入低收益陷阱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适度生产集中是培育产业国际竞争力，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现产业经济集约增长的重要条件，有利于民族经济在开放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www.xing528.com)

国际竞争力说到底是同类产业、企业进行比较所表现出来的竞争优势。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是以产业内企业生产效率为基础，以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盈利率等指标反映出来的国际竞争力。另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提供的《中国工业国际竞争报告》（1997），我国主要制造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差。除了附加值较低的纺织原料和纺织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较强外，大多数工业产品无论是市场占有率、盈利能力，还是其他用以衡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如贸易竞争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都不尽如人意。产业，特别是工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意味着占有、使用世界范围的更多的稀缺资源，在本国以外的其他地区销售更多的高附加值、高质量产品和劳务实现价值，并借以消费全世界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和劳务。一个国家特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意味着该产业在世界各国产业中的优势地位，它不仅能生产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且事实上规定产品的质量标准，使各国产业依据这一标准。由于人们的心理储存空间有限，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顶尖的竞争者身上^[6]，人们对商品供给者的选择越来越倾向于少数具有强大的产品生产、推广能力的大企业，使得一些国家不具备竞争优势的同类产业一直处于模仿或拾人牙慧的局面。其结果是，或者在技术上被控制，或者在“赢家”的巨大利益中分些“残羹冷饭”维系生存。当在激烈竞争的推动下产业逐步成熟以后，发达国家的若干优势产业又已经进入新的制高点，开始新一轮的“赢家通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信息化的时代，这已是经常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在全球经济赛局中能否成为“赢家”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提高产业层面投入、产出质量，从而实现产业层面经济集约增长的关键。

产业是同类企业的聚合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说到底是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企业间关系的产业组织状况是产业国际竞争力水平的重要标识。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形成是历史演变的结果。一国经济的先行发展优势，无疑从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一国经济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很少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当具备相当的竞争能力以后再国门洞开，进出国际市场进行竞争，当然是绝妙的安排。但遗憾的是，能享此恩惠的国家并不多。多数国家，特别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其主要工业产业部门一开始就是以“模仿”或引进技术起步的，一开始就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以我国主要产业部门而言，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马上就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而且由于外国资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进展，我国产业在解决国际竞争课题的同时，也面临国际竞争国内化的严峻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主要产业部门依循亚当·斯密的竞争框架，按着“原子型竞争”来构筑企业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参与国际竞争，还是迎接国际竞争国内化的挑战，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强大的“攻势”下，都不可能是“赢家”。一方面是过度竞争，重复生产、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滥用和浪费，以及在国际市场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使本国的短缺资源为其他国家和民族廉价地使用；另一方面，由于产业中缺乏有支配力的大企业或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企业团队，缺乏规模经济、研究开发与技术进步能力以及名优品牌的创造、维护能力，缺乏影响与干预市场的能力，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生存空间在缩小，回旋余地被降低。在国际竞争日趋激化背景下，产业经济运动的效率、效益很难实现，也就谈不上产业层面的集约增长。而粗放的增长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之，要实现我国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创造基础、提供条件，主要工业制造业产业部门生产的适度集中是绝对必需的。为此，推动主要产业部门的“存量”重组，引导“增量”聚积，坚定地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是不应动摇的跨世纪的抉择。作为一种有利于经济集约增长与可持续发展路径，它不应因为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以及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韩国大企业的困境而受到怀疑。

（原载于《经济纵横》1999年第11期；谢地，倪伟）

【注释】

[1]H.Densetz，The Market Concentration Doctrine，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1973。

[2]维克多·基根：《信息高速公路经济学》，原文载英国《展望》月刊，中文参见《参考消息》1997年5月4日。

[3]参见[美]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竞争战略》，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147页。

[4][美]《财富》杂志文：《价格大战有弊无利》，1998年5月12日，中文参见《竞相削价，并非上策》，载《参考消息》1998年6月27日。

[5]《中国国情国力》1998年第1期，第30页。

[6][美]罗伯特·法兰克、菲力普·库克著，席玉苹译：《赢家通吃的社会》，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