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外贸出口增长异常迅速，贸易顺差总额年均增长达到64%[8]，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40%，2007年则达70%以上[9]。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使我们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时感受到了“切肤之痛”。2009年以来，中国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遭遇的贸易摩擦从纺织、轻工等低附加值产业向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业蔓延，从具体产品层面向产业政策、汇率制度等宏观层面延伸。从2010年开始，世界经济总体复苏，我国经济增长一枝独秀，外贸总值高达2.97万亿元，但贸易顺差显著减少。
造成出口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
在宏观层面，政策导向推动出口不断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我国出口导向战略的设施疏通了管道、铺平了道路。我国政府出台的诸多有利国际贸易的政策，如出口退税、出口补贴、出口信贷、汇率制度、鼓励发展加工贸易等，都极大地帮助了企业不断扩大出口规模。
在中观层面，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足”的深层次矛盾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出口是由投资派生的，过高投资率引发“生产过剩”和闲置资金无法通过低迷的内需解决，最终转向对外贸易，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可贸易品生产，并赢得世界“制造工厂”的称号。在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全球主流消费向健康、节能、环保、低碳、个性化、智能化等方向转变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针对自身经济发展进行战略筹划，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战略产业成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我国只有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才能主动适应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在国际市场中掌握主动权。(www.xing528.com)
在微观层面，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差，企业缺乏核心技术，盲目扩张，出口虽多，但附加价值较低。多年来，我们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发挥低成本优势，逐渐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出口产品大部分处在价值链低端，处在“微笑曲线”（如图4）的加工组装部分，缺乏自己的研发、设计、自主创新和专有技术，“大而不强”一直是外贸出口的软肋。从图中可以看出，价值链两端的附加价值和盈利率极高，中段加工、组装、制造的附加价值和盈利率最低。高端环节获利占整个产品利润的90%～95%，低端环节只有5%～10%，甚或1%～2%[10]。2009年中国GDP总量是美国的1/3，但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仅是美国的1/6。中国8000个国际专利中，仅深圳华为一家企业就占1600多项，华为与中兴两个企业申请的国际专利占全国的27%[11]。因此，加快扶持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扭转“经济大国、创新配角”的被动格局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模式的关键。
图4 微笑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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