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投资的形成机制

长期以来，在拉动中国经济的“三套车”中，投资的作用一直引人瞩目。1981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仅为961亿元，到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278140亿元，同比增长23.8%，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41415亿元，同比增长24.5%^[5]。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尤其金融危机以来，中央始终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中央为救市提出的以4万亿投资为首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大部分资金流入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如2009年交通运输支出同比增加985.97亿元，增长66.3%^[6]。中央财政多次出现赤字，虽然财政赤字率约为0.6%，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赤字率为3%以内的安全比重，但因政府支出乘数带来CPI的新一轮上涨不免令人担心。资金向公路、机场等建设的流入可大规模吸收劳动力，减少失业，维护社会稳定，刺激消费，但依赖高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显然是短视的、不可持续性的。如果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做一分解，1996～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投向城镇的平均占84.8%，且该比例逐年攀升，由最初的76.7%攀升至2009年的86.3%，投向农村的资产从最初的23.3%一路跌至2009年的13.7%。中国的投资热，实际“热”在城镇，而“冷”在农村。高投资率在带来高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资产泡沫化，增大了通货膨胀风险、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尤其是产业结构失衡，对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造成了巨大压力，也强化了不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等等。

造成该种顽疾的主要原因是：

从微观层面看，企业创新能力差，压缩了国内资金的投资空间。剩余资金只能进行重复投资，且通过地方单纯追求本地GDP目标得到不断强化，最终造成产能过剩，形成投资回报率低和“资本过剩”的假象^[7]。(www.xing528.com)

从中观层面来看，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热点由衣、食到住、行的转变，住宅、汽车、电子通讯等产业的较快发展直接带动了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重化工业的发展，而上述产业由于产业组织不合理，主要表现在集中度偏低，规模经济门槛被降低，又往往导致过度竞争、过度投资的情形。此外，追求高额利润率的国外资本的进入以及国际产业向中国的转移，也加剧了我国投资增长的速度。另外，不断加快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均形成巨大的投资需求。

从宏观层面来看，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继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来，我国又重新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短期调节手段扩大投资规模启动内需，维持经济的短期增长，实现经济保增长的任务。2008年推行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四次下调利率，2009年采取“扩需求、保增长”的货币政策，仅2010年第10个工作日银行贷款就放了1万个亿。长期形成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具有自我扩大趋势，对投资效率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均造成一定的抑制。这种状况不一定完全由财政货币政策引致，但与宏观调控政策导致的内需结构扭曲并非全无关系。政府过多介入生产领域，很容易走入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怪圈，不仅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还要靠压低居民收入来实现，进而导致消费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