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经济转型期的发展方式转变建议

鉴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仅仅是转型而不是根本改变，私人物品的供求矛盾有所缓解但并未根本解决，所以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仍然十分重要。进一步解决私人物品的供求矛盾，增加私人物品供给的数量，改进私人物品供给的质量，主要靠市场力量，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重要的经验。鉴于经济发展不能再继续采用传统的粗放的，杀鸡取卵、饮鸩止渴式的增长模式，而必须从根本上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观念及模式，以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国民，使全国人民物质富足并有尊严地生活。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机制、体制、制度及政策创新来加以保障。这恰恰是党和政府应该而且必须提供的各种急需的公共物品的核心部分。同时，政府应特别大力推进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在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增进国民福祉。所以，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应当逐步从私人物品供给体系中“抽身”出来，全力以赴致力于供给社会急需的各种公共物品。

如果把政府假定为一个“政治企业”，那么对国民而言，其征收和花费的税收就是社会的成本，而其提供的社会急需的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与适应性的政策、制度安排等公共物品就是社会的收益。在“成本”既定甚至不断增加的条件下，如何增加国民和社会的“收益”，提供“数量充足”“质量上乘”的公共物品，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政府必须直面的课题。

第一，进一步确立政府的公共服务角色，确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在民主社会里，当我们思考治理制度时，对民主价值的关注应该是极为重要的，效率与生产力等价值观不应丧失，但应当被置于民主、社区和公共利益这一广泛的框架体系中”^[29]，也就是说，政府既非“划桨人”，也非“掌舵者”，而应该是“服务者”。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是履行政府公共服务的目标而非副产品；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是公民而非顾客；政府关注的不仅仅限于市场，更应注意宪法和法令，关注社会价值、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30]。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仅要重视效率，更要重视人，以高于企业家的身份，关注公民和公共服务。秉承此种公共服务理念，才能有效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型，加快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二，调整经济结构，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动力支持。作为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物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结构调整政策至关重要，其中包括消费、投资与出口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国土开发空间结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等等，都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或缺的。

在亟待调整的诸多结构中，应特别重视城乡结构的调整，消除城乡分化，提高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目前，我国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已经市场化，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不应局限于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政府财政用于农产品价格补贴的投入也很难大幅增加，提高农民收入主要应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此，应消除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的分割，取消在劳动力就业、户籍制度、教育和社会保险等方面对农民的歧视，赋予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逐步实现劳动力在农村与城市间的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加速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同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还必须改革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方式，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方面享受同等的权利。鉴于政府在为农村提供公共物品方面遗留了不少欠债，更应在农村建设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第三，健全和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体制，适应主要矛盾转型需要，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支撑条件。一是健全行政制度，规范公共服务秩序。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存在制度短缺与失范，导致公共服务领域秩序的规范化降低，政府及官员的多重角色使“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普遍；再加上公共服务组织生长于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先天不足的环境中，在承担政府卸下的部分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种类等表现中均差强人意。因此，健全行政制度，对承担公共服务的相关部门运用制度加以规范，以完善公共服务领域的秩序。二是创新公共服务体制，增进社会整体利益。鉴于公共服务内容的广泛性和资源的有限性，在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上应注重成本与效益，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实现供给主体多元化和方式多样化。同时应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增加公共服务投入，以解决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的问题。健全绩效评估体系，将社会保障覆盖率、就业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城乡差距缩小以及环境保护综合指标等纳入政策评级机制；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协调不同利益的关系，面对多变的客观形势和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建立起公民参与的科学的公共决策机制，通过制度化途径，实现公共服务者和接受者的“双赢”。

第四，调整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一方面，强化关键公共服务项目，有效缓解供求矛盾。在公共服务项目诸如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等问题上，缓解社会主要矛盾的首要任务是更加突出就业的位置。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方面压力会越来越大，应充分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鼓励自主创业，通过政策优惠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各类所有制中小企业的就业容量能力。同时建立起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事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逐步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层次，维护社会公正、协调社会利益。在教育方面，加强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加大教育投入，建立有效的教育资助体系，通过免收学杂费和各种补助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体子女就学困难的问题。针对公众关注度颇高的医疗服务问题，首先加大资本投入力度，同时更应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整顿药品生产与流通秩序，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建立“适度型”社会性监管模式，纠正社会性监管的“越位”和“过多”，弥补社会性监管的“缺位”与“不足”。社会性监管的改革与发展应着重关注立法程序的规范化，其立法过程不仅要注重对市场微观行为主体的不法行为进行监管，更应对立法程序以及执法主体及政府本身进行必要的法律约束。在我国，监管立法程序的不规范集中体现在听证制度的不完善，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听证，杜绝听证制度的形式主义，实现听证程序法制化并逐步完善听证制度。同时，在针对监管对象进行法律调整时，重点解决如市场准入、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监管问题，通过规范监管者职能和监管立法程序，适当引入竞争机制，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

（原载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谢地，刘佳丽）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2]刘嗣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新形态——相对需求不足与扩大相对需求》，《江汉论坛》2004年第6期。

[3]刘嗣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新形态——相对需求不足与扩大相对需求》，《江汉论坛》2004年第6期。

[4]张纪、来丽梅：《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理论探讨》2004年第6期。

[5]黄铸：《解决制约我们发展的主要矛盾》，《人民日报》2006年3月31日第9版。

[6]黄铸：《解决制约我们发展的主要矛盾》，《人民日报》2006年3月31日第9版。

[7]赵科天：《新世纪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7期。

[8]林毅夫、蔡昉、李周：《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9]赵科天：《新世纪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7期。

[10]杨鹏：《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理论参考》2006年第5期。

[11]杨鹏：《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理论参考》2006年第5期。(www.xing528.com)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15]左锋：《中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真的可喜可贺吗？》，青海评论2010年9月10日。

[16]《今年我国经济总量超日本无悬念，现价总量为34万亿》，《南方都市报》2010年7月3日。

[17]《截至2010年全国居民储蓄总额为20万亿人民币，不够大小非解禁》，东方财富网2010年7月12日。

[18]《2009年我国财政收入初步统计超68000亿元》，新华网2010年2月5日。

[19]《商务部：2009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位居第四、五位》，世界财经报道2010年5月2日。

[20]2010经济预测：《进出口总额2314亿美元，增8.2%》，化工易贸网2010年1月5日。

[21]卢希悦：《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新态势》，《山东经济》2009年7月第4期。

[22]科技部：《近五年我国科技实力大幅提升》，《人民日报》2009年8月25日。

[23]《我国主要农产品和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央视网2009年9月16日。

[24]肖明：《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没有超日本》，《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月21日。

[25]黄铸：《解决制约我们发展的主要矛盾》，《人民日报》2006年3月31日第9版。

[26]陈志武：《为什么劳动收入占比难以提升》，《时代周报》2010年06月12日。

[27]《潘岳同志在第一次全国环境政法工作会上的讲话》，《环境保护》2006年第24期。

[28]解振华：《2009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2.6%》，新浪财经2010年6月10日；《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仍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大把网站2009年4月16日。

[29]Robert B.Denhardt & Janet Vinzant Denhardt，The New Public Service：Serving Rather than Steering，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0，60（6）：549-559.

[30]聂玉霞、康维波：《论新公共服务语境下的公共危机管理》，《理论月刊》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