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保障功能探析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部分。这一基本制度已经写进宪法，是我国一项具有法律效应的正式制度安排。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般特征，即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另一方面，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又具有独特性：一是在所有制关系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关系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三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四是把以人为本视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五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的结合；六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这种制度架构已经为人们广泛认知。

如果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仅是现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经济制度层面的体现，而且已经并将继续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功能，是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一种最有效的制度安排。这是因为：

第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意味着在分配上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结合，这就初步形成了“使创造财富的各种源泉充分涌流”的制度框架，调动起公有、私有等各种产权主体追逐财富的欲望，激发了全体国民投资、创富的积极性，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使我国经济走上了快车道。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1953年至1978年公有制一统天下时期年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比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还要高。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终于走出了长期的“短缺经济”困境而进入了一个相对丰裕的社会。全国高速公路网的贯通和高速铁路的运营，由海军护航的远洋船队，日新月异的城市和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的企业，目不暇接的或新或旧的过剩产品，渐趋殷实的百姓生活，像魔术一样呼唤出巨大的社会财富——过去谁能料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积贫积弱100多年的中国的社会劳动当中呢？无疑，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架构下的市场经济的神奇魔力。

第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框定了公有制经济应有的地位和角色，极大地增强了公有制经济的总体实力，特别是使国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更加巩固，国有经济不断改革发展，并继续掌控中国经济命脉，也大大提高了中国主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0.72万亿元，而2007年达到35.5万亿元。在石油石化、航空航天、电力、电信、交通运输、国防工业、重要资源开发、重大装备制造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产总量不断增加，控制力进一步增强，一大批极富活力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脱颖而出。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08年世界500强中，我国内地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占了26家，其中也包括处于完全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如中远集团、中国五矿、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我国能够拥有今天这样比较雄厚的综合国力和重要的国际地位，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持续稳步发展，都是同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挥的巨大作用分不开的。以往，人们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可能导致国有经济被削弱的担忧也因此烟消云散。

第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载入宪法，从根本上剔除了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当作权宜之计的观念误区和实践束缚，极大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长足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我国约有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其中95%以上是非公有制企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70%以上是由非公有制企业提供的，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70%以上也在非公有制企业就业。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民生经济”“草根经济”已经被深深植入执政党和国民的灵魂深处，并转化为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国家行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30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最炫目的亮色，也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的增长点。

第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首先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特别是重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现，更主要的是可以为国家有效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增强微观监管能力，提升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话语权和回旋余地，解决许多棘手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便捷的工具。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工具体系中就包括国有经济的有效作用。这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承办奥运、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克服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等很多方面都有充分体现，集中展示了中国国家能力。(www.xing528.com)

国有经济在危机袭来时是一种可能的有效干预工具。美国金融海啸发生后，美国不得不向一些大银行和大企业注资，或采取国家收购的办法，作为应对经济衰退的权宜之计。而中国由于在垄断性行业和重要产业中始终坚持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因而能够调动全社会资源缓解经济下滑风险，在主要经济体中表现出少有的淡定、从容，给衰退的世界经济注入了信心和希望。

在若干敏感、特殊行业，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存在是政府监管的替代品，是规避风险、保障公共利益的政策工具。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监管缺失的恶果。面对私有制的金融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运作，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一方面缺乏有效的新的监管手段，另一方面又以不妨碍金融创新为名无所作为，最终酿成金融海啸。中国金融领域之所以能够较好地规避风险，不能简单解释为中国金融创新滞后和监管部门的明智，也在很大程度上与经过改革后的国有商业银行有效贯彻国家金融政策意图有关。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重视发展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作用，是趋利避害，捍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的需要。一些拉美国家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但由于过于依赖国外资本并最终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国家丧失了国民经济重要领域主导权。在我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是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基本指向的，不论是基础领域，还是重要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的存在可以较好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咄咄逼人的产业垄断、控制行为，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而致力于跨国投资、进入国际市场的国有经济，则可以为本国资本输出、产业发展、市场开拓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大大提升我国经济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回旋余地。有关发达国家对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反映过度敏感并设置重重障碍的事实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国有经济确实是中国手中可以掌控的一张王牌，不可轻视之。

第五，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利于把进一步工业化、城市化的需要与各类土地使用者的权益平衡地加以考量，有效配置土地资源。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土地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存在，大大降低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用途转换的交易成本及时间成本，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这也正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速度往往快于许多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原因。我国新兴工业园区和城区的崛起足以令世人称奇。鉴于我国尚未实现发达国家早在19世纪就已经完成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也很低，要真正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就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实现工业化（包括新型工业化）、城市化离不开土地这一重要载体。尽管可以进一步挖掘国有城市土地“存量”来满足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的需要，但毕竟余地和空间不大。农村土地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载体“增量”的主要来源。坚持土地公有制，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维护公有土地使用者的权益，使得各种所有制形式在公有的土地上公平竞争、均衡发展，对于加快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破解“三农”难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土地制度安排的角度观察，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制度具有独特优势。

第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搭建了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竞争与合作的平台，极大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已经大大缩短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的差距，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设计。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氛围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扮演着不尽相同的角色。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有天然的亲和力，以追逐利润为主要目标，在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可以大显身手。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过去非公有制经济难以进入的领域也正在逐步放开，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舞台。公有制经济（主要是国有经济）的目标本来就是多元的。作为国有参股或控股企业，除了追逐利润（追逐利润的终极目的也还是为全体国民创造财富，改善全民的福祉，而不应该是其他）外，还要提供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基础产品，并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参与国际竞争的政策意图。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既相互竞争，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支撑的关系。而在国有与非公有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当中，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没有界线，原有的角色也已经模糊化，即在事实上实现了真正的融合。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与有机融合，有利于实现不同所有制在体制、机制、发展理念、企业社会责任等许多方面的交互作用，为推动国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微观基础、中观架构和宏观氛围。国有经济发挥独特作用，并为全体国民谋福祉，非公有制经济则直接维系民生，都是富民强国的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伟大成就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应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状况和基本国情基本生产关系样式的。虽然这一基本制度的细节部分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但它确实大大推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也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因而具有强大的经济发展保障功能，是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的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原载于《新长征》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