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波动

宏观经济波动是指国民经济运行中经济扩张与经济收缩相互交替，经济增长高低起伏、循环运动的经济现象。宏观经济波动也被称为经济周期。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也是在波动中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波动在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同时，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通常有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两种解释。

从外部原因看，一是太阳黑子理论，即认为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会影响地球气候的变化，从而形成气候变化的周期，而气候的变化周期，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周期性波动，进而传导为工商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波动；二是战争和人口理论，即认为战争及人口变化通过出生率等因素影响一国的经济活动总水平，并造成周期性波动；三是政治周期理论，即认为政党基于自身政治目标，竞选前后的政策变化会引起伴随竞选周期的经济波动；四是“蜂聚”式的创新引起的生产要素“新组合”不断打破原有的生产要素组合引起国民经济的波动，等等。

从内部原因看，一是消费不足，即因为购买力不强或过度储蓄引起消费不足，造成实际购买力低于社会总产品价值，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大量产品积压卖不出去，就会引起经济萎缩和经济波动；二是投资过度和信用的周期性扩张，即认为投资过度投向资本品生产而不是消费品生产，造成生产结构严重失调，而政府信用扩张扭曲了企业家的经济核算，强化了错误的投资决策，不得不通过危机的形式来纠正投资错误，从而引起经济波动；三是心理因素，即认为经济周期波动取决于投资，而投资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过度乐观抑或是过度悲观的预期导致经济在扩张与衰退之间循环；四是货币决定论，即认为经济波动是由于银行体系交替地扩张或紧缩信用造成了经济波动；五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即强调随机因素的冲击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变动带来的冲击，等等。

上述关于宏观经济波动原因的解释，无论是外部原因，还是内部原因，归结起来都是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严重失衡引起宏观经济波动，属于现象层面的解释，并没有回答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严重失衡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的可能性，源于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关于商品生产交换，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成为流通的媒介之后，商品生产者不再为使用价值生产，而是为价值而生产，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才能实现其价值。但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往往不能立即转化为商品，卖出商品的货币持有者并不立刻购进商品。于是，便会发生买与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供给与需求的分离，生产与流通的分离，供给大于需求或需求大于供给的失衡就具备了可能性。马克思曾说：“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1]如果社会只存在简单商品生产，这种供求失衡的可能性只会在局部的范围内表现。当商品生产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随着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将随之扩大，则可能会演变成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严重失衡。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的可能性演变成为必然性。这是因为，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这一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已经演化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生产的社会化，使各个生产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更加密切了。但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又把整个社会生产割裂开来。这种企业内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无序性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比例失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限增长趋势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利益驱动资本家改进技术、扩大生产，同时又使劳动人民购买力的增长相对小于生产的增长，这二者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以生产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严重失衡，从而引起宏观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波动既有源于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因，也存在特殊性因素。

从市场经济一般性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依然存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这一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由这一矛盾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进而引起宏观经济波动仍然具有可能性。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矛盾引发的供求失衡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取决于社会化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也将随之扩大，造成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严重失衡及宏观经济波动的现实性也不断增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高度社会化的发达商品经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也会因此被放大，有时甚至会非常尖锐，由此引起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及宏观经济波动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不可避免。

从特殊性因素来观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因而也消除了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的制度性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仍然存在大量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但同时存在居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和发挥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矛盾演变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矛盾的可能性，即便存在某种程度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也是被限制在一定范围的。这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总供给、总需求失衡及宏观经济波动还存在着若干特殊的原因。(www.xing528.com)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体制转轨有关。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采取了循序渐进的路径。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依循，只能在试错、改错中逐步完善宏观调控的政策和手段，而政策的调整难免造成宏观经济的波动。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加快发展的客观需要使然。如何在条件有利时加快发展，在条件不利时主动调整，始终是宏观调控的主要基调，并因此使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邓小平同志指出：“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2]“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3]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是主动进行经济调整的外在表现。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国家具有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主动调整的基础和责任。这种调整是为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各种矛盾必须进行的调整，而调整解决各种矛盾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经济波动。例如，1981年，我国GDP增长率曾跌至5.2%，在很大程度上是对1978年开始的投资过热的“洋跃进”采取“急刹车”式的调整的结果。1982～1984年出现的GDP超高速增长则是实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政策的成果。1985～1990年的经济下行则是为了治理通货膨胀，采取治理整顿及货币、信贷“双紧”政策的结果。1991～1992年出现的GDP高速增长，则是为阻止经济下滑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也与邓小平“南方谈话”，重启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氛围密切相关。1993～1999年出现GDP增速下滑与这一阶段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关。2000～2007年GDP的高速增长，主要受益于我国加入WTO、增加基本建设投资、税制改革等几大政策利好。2008～2015年，经济增速连续8年处于下行调整时期，其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中央政府实施了“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使经济增长率明显下跌之后走出了一个陡峭的“V”字形轨迹。但由于经济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采取了合理区间调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扩大社会总需求的政策，逐步实现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平滑“换挡”。

（原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2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2]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7页。

[3]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