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关于供需管理的探讨

为了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校正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宏观调控也主要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的两个方面——供给侧、需求侧——展开，并大致形成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两种类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高度重视供给侧运动规律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从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关系来看，生产，指狭义的生产，是直接的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总过程的起点和决定环节。生产，即供给，决定交换、分配和消费。人们只能交换、分配和消费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而不是相反。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范式下，生产，即供给，始终是供给与需求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

从微观层面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企业要在竞争中得以发展，必须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使其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按社会价值出售，才能在获得正常利润的同时获得超额利润，也才有可能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积聚）以扩大生产规模，并有效地进行资本集中（直接融资与并购重组），以便在更大的规模上利用社会资源实现自我发展。而上述目标的达成，实际上是以企业层面的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顺畅进行为条件的。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企业的供给成本、质量及效率是理解微观经济问题的枢纽。

从中观层面来观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别从相对剩余价值与超额剩余的关系、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入手，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部门内部竞争和部门间竞争，即产业组织、产业结构运动规律，为理解产业层面的供给规律提供了有深刻洞察力的理论。

从宏观层面，即整个国民经济角度来观察，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一种更为明显的、以供给为核心实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均衡的经济学说。

从国际经济关系层面来观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一旦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国际竞争的密码也就隐藏于供给结构之中，即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现了“滞胀”问题，并诞生了以解决这一问题为主旨的所谓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高税率降低了人们对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热情。要解决“滞胀”问题，需要的不是需求刺激而是供给刺激，这就需要进行供给管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可以归结为“四减四促”：“四减”是指减税、减监管、减垄断、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甚至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旨在调动积极性，促进生产供给；而“四促”是指促进私有化、促进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和智力资本投资，等等。

我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西方的供给学派，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www.xing528.com)

2015年以后，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以及大量存在产能过剩等问题，我国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以借此实现我国经济的结构优化、转型升级。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供给管理的理念与手段，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供给管理政策与措施。例如，深化简政放权改革，降低交易费用；推进税收改革和收费机制完善，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扩大有效供给，优化供给结构，等等。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通过鼓励企业创新、促进淘汰落后、降低税费负担等方式，推动经济发展。从经济运行的源头入手，从产业、企业角度观察认识问题，更突出长远的转型升级。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同时，十分重视需求管理。多年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拉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与出口，需求管理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政策与工具。需求管理对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需求管理政策与实践。例如，加强重大项目投资，刺激投资需求增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证财政合理支出，加大对特困地区和困难省份的支持力度；以培育消费热点为核心增强消费动力，等等。

但是，由于需求管理主要是解决经济短期波动，而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自于供给侧，需求管理在解决总量失衡的短期问题上比较有优势，而供给管理在解决结构失衡的长期问题上具有优势。当国民经济运行中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同时存在，特殊情况下的结构失衡又是总量失衡的诱因时，单纯的需求管理，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从经济理论发展与各国宏观调控政策演化过程看，很难说某国宏观调控政策就是供给管理或是需求管理。一国宏观调控政策与措施都是根据当时宏观经济状况做出的相机抉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同样面临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相机抉择。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结构失衡已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中长期减速问题，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任务异常繁重，说明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中，供给侧的矛盾正在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在宏观调控中强化供给管理至关重要。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016年G20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并重”。在宏观调控中，我国应该从供给需求矛盾运动的实际出发，在供给侧矛盾成为供求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时，重点采取供给管理政策，但不忽视需求管理政策的运用；在需求侧矛盾成为供求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时，重点采用需求管理政策，但同时重视用供给管理政策化解结构性矛盾，从而把供给管理政策与需求管理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运用具体主要体现在“消解旧供给”及“创造新供给”与“释放新需求”方面。

“消解旧供给”的重点任务是“三减一降”，即“减产能、减库存、减杠杆、降成本”（也称“三去一降”，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减产能，不仅要化解传统的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产业的产能过剩，而且还要化解太阳能、光伏等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但重点是钢铁、煤炭；减库存则主要针对房地产库存，实施“分类改革，转型升级”；减杠杆，涉及政府、居民、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等，但重点是非金融机构减杠杆，既要降低“杠杆率”，又要防止大面积企业倒闭；降成本涉及很多方面，但主要是降低税收成本，通过减税（特别是“营改增”）给企业减轻负担。

与“消解旧供给”比起来，“创造新供给”的任务更加艰巨。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上零售额增长31.6%，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2%，工业机器人增长42%，凸显了“创造新供给”的重要性。一方面，在推进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提质增效的基础上，要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采取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双线推进的方略，尤其要注意补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短板”。同时，适应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弥补城市公用事业以及健康、养老产业等生产生活服务发展“短板”。另一方面，利用“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叠加带来的战略机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

“释放新需求”重在扩大居民消费。为了解决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问题，应有效运用需求管理政策，创新具有激励机制的消费政策，引导公众消费。建立促进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做到让人民“能消费、敢消费、放心消费”。首先，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同时，要解决劳动收入占比下降问题，从而为消费提供制度化的“民富支撑”。其次，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是养老、医疗、失业等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健全社会救济制度，做好扶贫工作，解除公众消费的后顾之忧。再次，需要政府加强对消费环境的监管，实行严格的责任清单制度，确保食品、药品等各个领域的消费安全。

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