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城市空间发展契合的模式

城市作为高能耗和土地使用的中心区域，其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和低碳高效显得尤为重要。因而，在资源和环境有限的条件下，城市空间以何种模式发展、城市规划以何种方式控制来促进低碳化的空间增长，使城市能达到规划目标，创造具有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低碳生态城市成为城市规划实践中重点关注的问题。总体而言，城市空间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中心集聚增长和外围扩散增长的过程，其具体又分为轴向扩展、圈层扩展和带型扩展等。城市采用不同空间布局方式，其城市运行效率和引发的城市交通流有明显差异，因而针对不同的空间发展模式要采取相应的减碳措施，以达到城市空间转向低碳发展的目标（表7-5）。城市空间适宜的发展模式是城市迈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因而建立规范有序的城市空间发展新秩序是引导城市低碳发展的关键。为此，需要从城市外部的空间形态转变和城市内部空间秩序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表7-5　不同城市空间结构模式对比

1．低碳城市的空间形态发展模式

（1）物质空间环境层面以低碳发展为理念的空间增长。如今的中国城市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都普遍存在同样的“城市病”，只是“病态”的程度有所区别而已。2011年第4 期新华网半月谈内部版杂志刊登触目惊心的调查，以江西省一些小县城为例，报道了中小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等问题，这说明城市人口膨胀、空气环境恶化、城市空间扩张等问题已经开始由大城市逐渐向小城市蔓延。由此表明，城市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不完全是以前所认为的城市规模所致，而是缺乏与时代相符合的规划决策和规划理念。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的城市建设成就，成就和问题有目共睹。从规划实践来看，指导中国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大部分规划理论主要是受到20世纪上半期相关理念的影响，规划观念与时代的发展严重滞后。城市实践上，普遍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城市”为样板，高楼林立与CBD 的时髦立体建设模式，城市交通更表现出以机动车为导向的，包括发展小汽车交通模式的道路系统（虽然政策上鼓励公共交通，但现实的发展是小汽车充斥着城市的大街小巷，小汽车成了城市交通的主体，这也反映出城市鼓励汽车工业发展而又必须限制小汽车出现的矛盾，以及城市政策的失效等现象），以及非人性化的大街区地块分隔模式。

城市经历了20世纪的工业文明，如今已经跨入21世纪注重生态环境问题，时隔100年时间全球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有句古语“人道合一、人天相应”，而如今世界的“天” （气候变化）变了，城市规划之“道” （规划目标和理念）也应改变。前文论及了城市新城、新区出现的“城市病”已经证明了“过时理念”指导下的城市建设是问题的重要根源。规划理念的变革是规划改革的核心，而规划改革是解决城市问题的关键。因此，城市规划关注重点应该从“人—城市—社会”单向关系（表现为功能分区、城市形态、社会需求）转向“人—城市—自然”复合关系（低碳、生态、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土地混合高效利用、TOD 等问题）。基于规划理念的转变，在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气候变暖，城市碳排放过量等背景，城市空间发展应本着低碳和生态的效应（包括低碳经济效应、低碳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重新审视很多以盲目功能分区为主的城市土地利用规划问题，城市空间外延低密度和分散化倾向问题。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在2011年举行的“十二五”城镇化发展战略规划高层论坛上表示，2000年以来全国城市的建成区扩张了50%，而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人口仅增加了26%，表现出一种“土地城市化”状态，导致城市人口密度从80年代初接近2 万人/km2，下降到现在1 万人左右，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明显。目前，全国开发区超过1500 个，总面积达9949km2，从全国2860 个县城的基数而言，其中1000 多个县拥有一个开发区，呈现出盲目开发、过度开发、无序开发、分散开发的问题，这样的开发方式耕地资源和能源都无法承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已经成为城市化发展的瓶颈，城市空间发展（尤其是城市物质空间建设）寻求低碳化发展已经成为正确途径。规划追求低碳、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正受到来自人性及自然环境的呼吁，探寻低碳效应的空间增长方式开始成为城市规划的理性之举。例如，邯郸市中心城区空间结构规划和用地部署中，采用从内生主导的空间扩张走向区域依托的开放型整体空间塑造转变；从各主体孤立发展向构建大邯郸一体化发展格局转变；构建三纵三横、九园八廊的网络生态空间结构，从而确保网络生态系统与中心城市用地布局良好契合，和谐融合。

低碳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选择，应首先从城市空间要素层面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要素建立彼此有效协同联系（图7-5）。城市空间布局、土地利用以及城市密度、生态环境等要素对于促进城市高效、低耗运行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在城市社会、经济及环境和能源要素间建立彼此密切联系，对于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低碳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与这些要素间联系强弱、有效协同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图7-5　城市空间要素与可持续发展直接的联系

（2）城市经济发展层面以循环性和高效性引导空间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和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相应的城市化负面影响也很大，表现在城市空间经济粗放增长模式仍没有明显改善，高消耗、高投入、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增长特征明显，导致我国碳排放量逐年升高。2016年我国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已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6 倍，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5.37 倍。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对低碳导向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分析。虽然近年来有极少数空间规划将低碳分析作为空间建构的依据，但对于城市空间增长本身的经济决策与低碳导向的耦合关系没有深入分析。低碳导向的规划目标多从概念上引导，而没有真正落实到城市经济发展的载体空间上，城市空间增长与其经济模式间并不协调，最终在强劲发展的经济政策驱动下，缺乏空间经济绩效考量的空间发展规划只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www.xing528.com)

从城市生命周期来看，城市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必须建立输入与输出相互平衡的系统。低碳目标下城市的物质空间走向以紧凑、混合、多样发展为主，而城市空间又直接反映了城市经济活动的范围和效力，因而构建与低碳空间发展导向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有助于提高资源高效利用、促进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循环经济体系形成，最终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济模式。同时，城市如何紧凑发展需要从经济和环境上做出相应的判断，也就是说城市空间增长要落实在空间环境质量和经济绩效上。因而从城市空间角度检验城市经济发展程度，需要摆脱传统粗放型土地经济模式，建立复合低碳、高效、循环发展的城市土地生产率考评体系，这既遏制了土地的无序扩张，又能提高城市经济效能，保护城市生态环境。

（3）社会空间协同层面以低耗性、多样性、自适性引导空间发展

在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下，由于对经济增长的盲目追求，忽视城市社会发展和环境建设，导致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不协调局面，城市社会发展表现出单向度和物欲化的倾向。在社会空间结构上“二元结构”有逐渐显性化趋势，城市低收入者和务工人员聚居在城市外围地区，形成空间区位和社会地位的“双重”边缘化。据相关研究表明，近年来由于上海城区改造和市政建设，已经有超过100 万低收入人群迁居在城市周围地区，另外有超过600 万务工人员，大部分是居住在城市外围产业园区或城郊地带。追溯这种现象的根源是由于城市社会经济关系分化导致城市物质环境分化，从而表现出城市空间由传统的高度均质化向高度扩散的异质化发展，也就引发了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异和重构。如中国的“城中村”现象就是城市空间扩散与围合的结果。

从城市运行轨迹视角分析，城市社会空间出现“二元结构”对于城市管理和能源消耗都将造成严峻挑战。社会的发展和空间的生产是一种“连续双向的过程”，人们在创造和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受到来自复杂社会活动和空间环境的限制。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实质是社会发展和物质空间不协调的结果。因此，在城市社会空间层面上应转向低耗性、多样性以及与自然生态和气候环境相适应的空间发展模式。

2．低碳城市的空间秩序发展模式

城市空间外在表征下的空间形态转型是城市转型的一方面。城市空间总体走向集约、低碳、高效的低碳化道路，除需要科学合理的空间结构，还需要从城市内部空间的要素组合、协同等方面实现城市低碳化发展的轨迹。

（1）低碳目标下的城市空间扩展秩序

城市空间发展的混乱，空间要素被割裂，用地不经济等问题，事实上都是因为缺乏目标明确的开发秩序导致。城市本身是由不同要素、产业和功能区复合而成的有机体。生态农业时期，城市之所以能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是因为空间发展要素和功能区之间是有机联系的。然而，以技术和经济发展价值观主导的现代城市，忽视产居平衡，蔓延发展，从而导致城市功能区之间是相互割裂的。城乡空间总体发展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断裂现象，城市一味扩张，乡村不断被蚕食。城市用地开发优先权方面缺乏基于人与自然协同共生发展的控制“秩序”，屡屡出现以牺牲生态用地、破坏原有生态体系而开发工业园区的现象。因而也就出现了当前大部分城市工业用地比重过大，而土地利用率偏低的事实。目前，我国很多城市的“退二进三”空间治理措施就是治疗工业化生产时期留下的“结症”。城市空间开发秩序的混乱往往会导致城市土地浪费，加剧交通拥挤，破坏生态功能空间。为此，必须坚持低碳、高效、集约、生态宜居的理念，建立生态空间“底线”，避免城市群地区出现连绵开发的“水泥森林”。城市的功能空间发展，要在合理组织城市空间结构和控制发展规模基础上，要按照生活、生态、生产的先后开发秩序，实现空间结构从无序开发向有序开发转型。

（2）土地和环境“双重”压力下的城市空间开发秩序

人类只有一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作为生存繁衍的载体，这也就决定了未来人类选择生存的方式，也意味着人类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时限。纵观人类发展进程，如果将原始时代定为“零碳时代”，那么从农业文明中成长出来的工业文明则是“高碳时代”，也预示着人与自然亲密关系的终结。短短的300年工业社会已经严重破坏了承载人类生息过250 万年“和谐”的地球家园。高速的工业化发展，破坏了地球生态环境，因而城市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关乎着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达沃德斯威尔所言，“忽视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一定会把人类带入一个危险的境地”。

进入21世纪全球人口已超过60 亿，人类也步入了“城市的时代”，为了吸纳人口的增加，城市化是必然的。从全球城市整体发展态势看，基本都呈现出均质化、不规则的扩大化和低密度化发展特征。例如在美国，除高层化、高密度发展的曼哈顿外，其他城市除中心城区外，其余的地方在环视范围内几乎都是并排的、平坦的独立住宅，在他们之间奔跑着排放二氧化碳的车辆。尽管有“保护地球环境”“执行京都议定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热议话题，但由低密度城市化带来的危机这样的扩展，到眼前的城镇建设课题还尚未言及。

时下紧凑发展已不是时髦的跟风发展形势，而是基于城市土地和生态环境双重压力下城市空间必须转向的建设方式。对比国内外城市开发密度，我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严重偏低，全国城市平均容积率只有0.3 左右，土地集约化系数有偏低走势。造成的原因一方面与行业相关规范有关，街区尺度偏大，用地混合度控制和管理缺失；另一方，强调容积率的高低，混淆了城市紧凑发展，单一容积率指标并不能反映城市整体的紧凑性，相反刺激了土地市场，推动城市向外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