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技术理性思维主导下的城市空间结构
城市空间结构总是与形态、功能和系统相伴而生,相互交织在一起,同时城市空间发展中占主导地位一方决定城市是自组织还是被组织。城市的发展一直受到人类理性思维的控制,为此理性也成为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基本准则。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在理性主义思维控制下,不断推进科技进步,并逐渐转向技术理性思维。人类开始试图用技术手段征服或控制自然,最大限度地获取生存和发展的资本,并将技术作为转变生存的唯一价值标尺,为此工业革命后也引发了全球技术爆炸时代的到来。摈弃价值理性下的技术理性逐渐扩展至全球,快速引领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
纵观城市规划发展史,规划思想也一直受到技术理性思维的主导,表现出严格的城市功能分区、轴线对称的布局模式等,并以此来构筑理想的城市。随着技术理性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城市也逐渐表现出异化现象,出现工业废气污染,生态环境恶化,而且随着西方对技术的崇拜,机动交通工具的广泛使用推开了城市迈向低密度蔓延发展的大门。为此,经历了技术理性的高速发展,人类实现了预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然而也将人类推向了“高碳”的人类生存安全的气候变化时代。
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 至70年代机动车迅速发展时期,小汽车交通发展战略导致城市向外扩张蔓延。城市以方格形道路布局,依托高速路,干道在高速路围成区域连接高速路与其他重要线路,这种城市用地和交通布局方式的主旨是实现全盘机动车化,这也是导致城市交通公害的重要原因,其代表城市有美国洛杉矶、底特律等。
改革开放后,受强烈的技术浪潮冲击,中国城市和经济发展也实现了超常规发展。城市在技术和经济的双重推动下,忽视数千年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是选择了非理性的快速扩张和资源的高消耗以此换取城市化的成果。中国快速城市化催生下的城市空间表现出居住和产业外延扩展,近郊新城与远郊新城快速发展的态势。以北京为例,城市内城呈现出典型的圈层状增长状态,外围近郊和远郊以低密度别墅区扩散发展为主,形成了分布城市周边风格各异的八大别墅区,城市形态呈现出以“内六环+外八区”的内紧外松的发展态势。然而,这种休闲、舒适、自由式生活方式的发散布局方式的“城市村落”几乎很难独立生存,往往是依托周边高速公路与主城进行联系,因此增加了交通量,出行距离长,时耗和能耗都非常大,而且北京内城交通本已是超饱和状态,增加的外围“城市村落”交通流更是“雪上加霜”。
新城增长模式也是现今中国大城市截流流向中心城区人口,控制主城人口增长,转移工业经济职能的有效手段。但国内很多新城发展无论从规模还是用地混合上都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基于这样的局面,开发不成熟的新城实际上意味着正加剧就业市场与居住地的分离,因为难以独立的新城与城市就业市场表现出规模递增的规律相矛盾。也就是说,城市规模越大,就业市场效率越高,而新城规模小,就业吸引力不够,导致新城只能以居住为主体。虽然随着新城逐渐成长,用地混合比例增加,但如果新城发展空间与主城区距离过远,仍然会出现“钟摆交通”。新城局部的用地混合在一定程度上能实现城区交通需求内部化,如减少交通出行,改变出行方式等。从这种远郊新城本身来看是一个有机整体,微观上是用地混合的,而从城市宏观角度,这种难以独立的新城只是主城区的一部分,新城与主城的机动化联系足以抵消新城交通需求内部化减少的车辆,总体交通需求是增加的。美国马里兰州的肯特兰新城就是一个实证,由于城区规模偏小而且处于远郊城市蔓延区位上,城区内部虽然用地混合,充满活力,而且交通方式多样,但从城市宏观上其是华盛顿的一部分,并未脱离与主城的联系,交通量有增无减,人均交通出行距离增加。
城市是以物质空间实体为载体,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多维层面,基于复杂的城市系统,城市空间发展不能只依托技术理性思维指导实践。信息化技术以及机动化技术的成熟,足以推动城市空间分散发展以改善城区环境。然而,在缺乏环境价值观的单一技术推动下的“理想新城”疏解主城区人口压力的同时,却带来了更大、更加难以控制的交通流。城市发展的历史证明,物质技术准则下的规划空间专业技术常常倾向于经济主导下的城市空间扩张发展。在全球经济浪潮下,技术理性思想主导下的物质技术准则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基本性要求,然而在城市化面前,这种物质技术准则有被夸大的趋势,漠视环境和气候变化。因此,秉承生态、低碳、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舵盘”必须控制好城市空间快速发展的“快车”,使城市发展走向人性化、可持续化的征途。
2.城市空间发展的“章法”(www.xing528.com)
城市空间发展的“章法”是城市空间组织的哲学。中国传统的封建王权时期,城市空间发展体现了专制封闭的政治结构,美国华盛顿的城市空间结构体现了三权鼎立与民主开放的政治结构。而新时期城市空间发展的“章法”是体现在城市空间发展和控制的手段及规定方面。然而,一直以来以密度、布局和城市结构考证下的城市空间发展,其实质是由城市土地的功能分区所锁定。中国的一座座新城平地而起,其物质形态凸显,急于通过建造“现代化”新城以体现出“现代化城市”,其实质是功能主义加上现代建筑的城市营建模式,是“科学理性的现代规划”旗帜下的产品。锁定国内一些城市新开发建设的新城,由于主城经济规模和实力都不成熟,选择空间外延扩展发展,最终只能是制造了新的“城市问题”。从城市整体空间而言,这是一种“建设性破坏”,彰显的是外在物质层面的现代性,弱化了其内在的功能使用的多样性和高效性。
从城市经济活力、宜居性、公平与效率等多维角度审视城市时,当城市经济高速发展了,城市化水平也得到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城市发展的代价不应该成正比例增加。然而透视城市空间发展的现状,城市能源消耗大、土地利用效率低、交通碳排放增多,城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从城市空间结构的角度理解,主要是在城市用地的功能空间、城市交通的载流空间以及在以城市组织结构为空间机理的结构体系之间出现了不协调,表现出城市缺乏“章法”下的空间失效,而且这种失效的“后果”很难通过规划和管理手段在短时间内弥补。这正如里特尔(Rittel)所说,当城市规划面对的是“恶性”的社会规划问题时,它们常常难以解决。近年来很多大城市编制了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注重塑造城市,强调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新塑造和城市规模大幅度的扩充,其目的是促进未来城市经济的显著提升和扩张。为此,全国大约50 多个城市建设“大学城”,36 个城市在规划建设新的城市中心,全国规划建设了3837 个工业区。这些完整的规划和建设表明了城市规划实践的巨大进步,但规划引导下的各类城市问题也凸显了城市控制和管理的不足。无章法必然出现发展无序的态势,城市的章法是规划师和政府的理念。然而,政府的规划意图和城市规划理念也需要从整体的环境价值观角度去衡量和评判,其主旨是形成一个有效率的城市。
因而,关注城市发展需要从城市复杂性角度理解,城市空间形态并不是仅仅由其物质实体特征所呈现出的“相貌”表象。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探讨,需要在城市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动态视角中考察,关注城市的形式与结构,而且包括城市形态发展与后来的转变过程,保持并延续空间秩序和特定的空间发展范式,使城市空间发展“有章可循”。
3.基于城市建设实践的低碳“检验”和规划反思
中国很多大城市发展普遍存在“出不去、起不来、连不畅”的局面。具体表现在中心城区人口与产业疏散不出去,尤其是第三产业的集聚效应逐渐增强,难以疏散;郊区新城过度依赖中心城区,发展不起来,难以有效吸引产业和人口集聚;而从交通联系方面,新城与主城之间联系不够顺畅,这也是中心城区“出不去”,新城“起不来”的根本原因。
城市现实种种矛盾交织下的“高碳”发展情景,已经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转变城市发展模式,破解城市发展的困境成为规划师的主要责任。城市要想实现“走出去” (中心城区人口和产业疏解出去),“引进来” (新城能有效吸引主城产业和人口),必须要从城市产业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上提出有效应对措施。如果引入黑川纪章的“无中心的秩序”的思想,用于指导新城与主城共生协调发展或许是破解新城难以“引进来”的困境。因为所谓没有中心的城市,是重视周边的城市,重视与外来文化交流的城市。基于这一思想,将新的服务设施布置在周边新城,吸纳人才和产业流入,以期构筑与中心城市协调发展的新集合体城市。同时,欧美和东亚很多国家为促进新城与主城协同发展的经验也值得借鉴。如生产性服务业转移至新城,文化产业和大型商业设施逐渐向郊区化扩展,以此来带动新城产业提升,吸纳人口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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