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三力驱动下的城市空间发展趋势

文中的“三力”主要是指城市的政策、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驱动力，即概括为政策力、经济力和社会力（图7-2）。城市的繁荣和发展都要受到城市政策指向、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的影响，只是在某一时期或某一发展阶段，偏重的角度和某一方面发挥作用不同而已。

图7-2　城市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持续提升，主要也是来自国家政策指引，经济发展的强力导向以及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此，中国的城市发展进程也走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外围新城快速发展，而老城区环境质量下降，形成了新城难以“独立”，老城负担加剧的双重困境。同时，城市活动强度大，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人口流动、物质、能流和信息流。可以看出，超常规快速城市化和迅猛的经济发展的背后，资源和环境方面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这样特殊的城市空间发展，需要对之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并探寻其空间发展的秩序。

1.推动城市空间外延“膨胀”的速度

城市空间形态发展与演变是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但造成城市内外空间形态变化的动力机制实质是在“三力”（即政策力、经济力和社会力）的共同作用，从而引起城市形态平面“量”的扩大和城市郊区空间的重新组织。2015年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报告表明，截至2016年全国建设用地为4.91 亿亩，其中2016年新增751.1 万亩建设用地，84%的土地是靠占用农业耕地得来。同时，近年来中国城市的高速空间扩张，也引发了行政区划变化以及新区建设和产业园区扩张。国内很多新城区面积动辄数百平方公里，有的甚至达上千平方公里，如上海浦东新区为1210.41km2，天津滨海新区为2270 km2，重庆两江新区为1200 km2。

城市侵占耕地的速度和规模可谓是超常规的，然而时下编制的很多城市总体规划，在缺乏对整体资源和环境分析的基础上，仍本着对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增长负责的态度，在用地规模预测中都给出了极为“乐观”的快速增长态势。

然而，在中国快速发展阶段，城市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和主导效应，城市政策导向的不确定性，社会产业空间和生活空间的移动等外界条件，都对城市形态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同时，城市的信息网络化和交通机动化也对城市形态发展产生很大的冲击作用。然而，以往这种只关注发展而轻视环境的空间导向，忽视了城市交通能耗和土地利用效率，表现为城市交通距离和能耗增加，土地混合度降低。例如，2007年新增加的建筑用地，50%是用于产业发展，而城市建设中往往是将这种单一功能的土地独立布局，这恰是增加了城市发展的成本，而且这种形体化和功能化的布局模式会引发深层的社会问题。为此，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短效的三力”作用下，很多城市在物质空间拓展的同时与城市功能空间产生很大矛盾，往往导致城市形态“脱节”现象。(www.xing528.com)

2.居住与产业空间的分离和错位效应明显

解读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视角是，探讨城市居住与产业空间的关系。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加快，中国大城市郊区化现象明显，居住和产业郊区向郊区化转移成为城市结构新特征，而且表现出城市产业空间（尤其是现代服务产业空间，未来都市圈产业集聚将由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变）发展滞后于城市居住空间的扩散速度，为此城市内部人口和物质的大范围空间流动也成为城市“特质景观”。很多大城市郊区新城由于缺乏“长效的三力”引导，造成居住用地沿交通线呈蔓延式扩展形成城市连绵带，导致过度依赖交通干线，增加交通能耗，而且加剧居住分异现象，引发一系列负面效应。国外很多大都市职住错位现象也非常明显，伦敦中心6 个城区的职住比例为2.7，美国曼哈顿为3.7，日本东京中心3 个区的职住比例高达9.0。尽管东京城市公共交通非常发达，但巨大的通勤潮还是导致城市拥堵不堪，1 小时以上通勤人数逐年增加，为此有学者将东京比作“通勤地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城市集聚效应引发的城市产业空间匹配不协调，土地价格上升以及城市中心区外围居住人口增加所致。

国内很多大城市都市圈“负效应”导致的职住空间错位现象也非常突出。主要表现为城市外围单一功能用地明显，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等。据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人均上班出行距离高达19.3km，造成通勤增加的原因主要是郊区“卧城”现象严重。根据上海市1995年和2014年两次大规模居民出行调查统计数据，近十年时间进出中心区日交通量增长41%，达到720 万人次/日，这表现出上海城市居住空间与就业空间错位趋于加剧态势，导致城市交通出行距离增长带来的能耗和碳排放量增加。国内很多特大城市由于通勤交通以及交通模式匹配不合理等多种原因，因而也导致交通部门碳排放持续增多，如北京、上海等城市交通碳排放不断上升。

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一直将通勤时间作为衡量城市效率的有效指标，这反映的不仅是时间多少的问题，而是能体现出城市系统运行的效率高低，与城市空间结构、城市交通系统、城市规模以及产业分布均有密切关系。英国咨询公司雷格斯公司日前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在13 个被调查的国家中平均通勤花费时间最长（图7-3），这也说明了中国大部分城市运行效率偏低，城市拥堵现象明显。城市空间上的职住分离事实，既有城市土地经济的诱导，也有城市居住与产业布局模式的失效，同时也表现出城市土地地租极差效应下的分异与扩散，以及存在城市交通设施和出现可达性的不足等问题。中国城市内部流通费用明显高出发达国家十个百分点以上，其原因是近年来大规模的人口和物质的日流动距离增加。

图7-3　世界不同国家平均通勤时间比较

针对城市产业空间布局不协调以及流通成本等问题，近年来各大城市也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构建“1 小时经济圈”空间发展战略成为城市首先的规划目标。全国有30 多个城市提出1 小时城市经济圈的概念，代表城市有重庆、济南、合肥、长沙等，其意义在于合理布局城市产业空间，提高城市出行效率，减少因人流和物流的移动而增加的能耗。同时，从城市区域的角度分析，1小时经济圈可以实现城乡统筹，实现跨区和跨市的联系，有助于建立密集地区的区域产业、人口和交通网络的低碳化发展。在低碳和气候变化以及城市生态安全等复杂背景下，从城市1 小时经济圈的现实意义看，能促进区域资源的进一步集约化发展，加强城乡联动一体化发展进程，同时推动区域低碳经济增长。

从以上分析表明，缺乏有效管理和控制的“三力”作用下，中国城市内部和周围地带都发展了结构重组，居住与商业分离，快速路分割或连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范围扩大（这里也存在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小汽车价格下降的原因），导致城市形态向郊区蔓延。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职住分离现象，城区大范围内人口流动潮仍会加剧。因此，明确城市空间战略，统筹区域一体化发展，减少资源和能源消耗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