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对城市化的重要影响

目前，全球各地的城市容纳了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到总量的75%。城市对资源的需求和碳覆盖领域的扩张都远远超出其所能承载的界限，严重影响了自身继续发展及其在当地和全球环境、经济中的作用。然而，尽管高密度的城市环境和高频率的各色活动使城市对资源有巨大的需求，它们仍承担着发展低碳经济的重任。人口的密集，居民的聚居，各种商业和产业活动，使之比低密度地区更能有效地控制人均资源占有量以及能耗。因此，在政策制定、落实方面，有着强大区域性权力的大城市，其政治和制度的架构使之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有着更大的优势。这也是发展低碳城市的意义所在。

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等纷纷进行了低碳城市的规划和发展。伦敦更是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范围内的“碳预算”。国外的低碳城市多为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或是以生活区为主的居住性城市，能源消费来源于居住用能（38%），其次是各种商用建筑和公共建筑用能（33%），交通用能占到22%。而即便是在伦敦这样的大都市，工业用能也仅仅占到城市能源的7%，因此在低碳城市的设计和规划中主要以城市的消费降碳为主要宗旨。

交通降碳、居民用能降碳以及建筑节能是国外低碳城市发展所关注的主要问题。鉴于碳排放所造成的环境影响依然属于没有被内部化的负外部效应，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失效，即企业和居民个体没有十足的动力为了城市的未来而完全约束自身的消费和生活习惯，因而政府在控制碳排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低碳城市的发展关系到每个居民的日常生活，广泛的公众参与和公众支持被当作低碳城市发展计划中重要的一环。甚至，在低碳发展的计划中如果得不到公众的广泛支持，政府的官员有可能在选举中失利。例如伦敦前市长肯·列文斯通积极推行了一系列低碳经济发展计划，但由于城市拥堵费用收取较高，造成一定的民众反对。因此，公众对相关技术和制度安排的接受程度和支持程度也是低碳城市建设得以实施的一个重要部分。传统发展模式下的城市治理模式以城市政府为中心，依据行政体系的不同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以各种方式纳入到政策制定和城市管理当中。(www.xing528.com)

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城镇人口由17245 万人增长到81347万人，合计增长64102 万人，城市化水平由17.9%增加到58.52%，在过去的40年间从农村转移了6.4 亿多农民到城市。到205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预计可能突破70%，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快速城市化阶段。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在逐年增加，现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家。我国有651 个城市，19234 个镇，其中287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55.48%，碳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58.84%。近300 个城市占到能耗和碳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如果把其余的城市、集镇都加进来，至少要占到社会总能耗的80%以上。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既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也带来了能源消费激增、碳排放量剧增、温室效应、气候变化等一系列与环境相融合的挑战。我国政府在2009年11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做出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到45%。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温室气体排放以及气候恶化的多重压力下，城市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和减排的主战场，城市能否实现低碳发展是我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通过转变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途径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与工业文明时代不注重保护环境以及对大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相区别的。生态文明强调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共生关系。低碳城市建设所坚持的“尊重、顺应、保护”生态的理念与生态文明的价值目标一脉相承。低碳化发展符合并顺应了生态文明的发展范式，是生态文明的基本诉求之一。低碳城市建设的基础架构是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资源、降低碳排放，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将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最小化，从而推动城市生态质量不断改善，这充分反映了生态文明价值建构的理论诉求和实践向度。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通过低碳城市建设来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目标。低碳城市建设成为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手段。低碳城市建设成果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并且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