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香港的作用无可替代。港澳两地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下的资本主义制度,货币制度、法律制度甚至交通规则都与内地全然不同。从近期香港对于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发展新界东北的争议中,不难看出部分港人对于“港深同城化”“粤港融合”等提法有所保留。在香港民间还没有形成共识的前提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就难以最大限度地取得港人的理解和支持。
近年来,香港被周边城市边缘化的说法甚嚣尘上。2016年深圳的GDP约2800亿美元,香港约为3100亿美元,两地相差仅300亿美元。如果不是2016年人民币兑美元有7%左右的贬值,深圳的GDP完全有可能已经赶上香港了。这是否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无须以香港作为中心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当前欧美国家反经济全球化的思潮背景下,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贸易关系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新的形势下,全球贸易量增长持续低迷,对于这样的情势我们不应掉以轻心。香港作为独立关税区,将在中美贸易新的博弈格局中扮演着缓冲的角色,国家更需要强化香港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作用,而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下,香港毫无疑问也是区域经济的龙头。
既然香港的作用无可替代,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又势在必行,那么,该如何通过粤港融合发展为年轻一代的港人释放出更多的商贸投资和就业机会呢?目前,广东自贸区已专门开辟香港创业园区,鼓励香港年轻人到南沙、前海自贸片区创业,如果项目进展顺利,将会为香港年轻人的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内地与香港互惠互利合作双赢的良方之一。(www.xing528.com)
香港要发挥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的作用,还必须让香港与深圳做充分的对接,实现创新驱动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步伐。创新驱动最早由“竞争战略之父”、哈佛大学管理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通常会经历4个阶段: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前3个阶段是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一般伴随着经济上的繁荣,而第4个阶段则是个转折点,可能由此开始衰退。创新驱动的实质是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的源头,一是来自大学和科学院的科学新发现所产生的原创性创新成果;二是引进先进技术,消化吸收且进行创新。
香港拥有多所世界名校,也有如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善于把应用技术转化为商业化使用的机构;而深圳则背靠珠三角地区,善于把庞大的制造业资源和民间资金相融合。如果香港能与深圳进行无缝对接,再通过当前拥有制度创新优势的深圳前海自贸片区进行融资模式、营销模式的创新试验,取得成功后推而广之,这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将不是其他城市和地区所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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