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合作，共创双赢

共商在大湾区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粤港澳大湾区的港口除香港港外，其他众多港口自 2010年来货物吞吐量持续增长。2014年广东省的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排在全国第一，达到16.55亿吨，其中达到亿吨以上的港口有5个，分别是深圳港、广州港、珠海港、湛江港和虎门港。深圳港连续两年集装箱吞吐量居世界第3位。2014年广州港的货物吞吐量居世界第5位，集装箱吞吐量居世界第8位。

2014年广东省的中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长较快，其中惠州、潮州、虎门、珠海、江门、湛江等港口的增速均超过10％。如虎门港集装箱吞吐量2014年比上年增长51.30％，珠海港增长33.43％。但香港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自2012年来持续下滑，从世界排名第3位已降至第4位。

在这种现状下，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港口方面存在港口重叠的问题，各港口之间没有差异化的科学定位，有些港口之间功能明显重叠，这样会导致港口之间竞争大于协作。而竞争过于激烈的时候，港口群就无法发挥最大化的效能和社会经济效益。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港口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若想打造世界一流湾区，协商共建发挥各自优势就极为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优势是广东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港口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倡议节点。毋庸置疑，粤港澳大湾区可以说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这一区域内的优势是产业处于高梯度，具有向内地及东南亚、南亚等低梯度产业区域转移的动力。

同时，粤港澳具有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经济优势，将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发挥引领作用。也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本质上也有一些联系，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世界一流的湾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湾区的港口群发展成为世界吞吐量最大的港口群，湾区为经济发展提供先进的港口物流、金融、贸易等服务，也是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宏观要求。若能准确把握这一机遇，认识到“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与湾区之间的联系，那么就能发挥好粤港澳大湾区这一优势，因为广东凭海而立，海洋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最长、港口最多、航线最广的大省，是接收海洋文化最直接、最丰富、最充分的大省。这将成为湾区建设最为独特的优势。而湾区经济建设发展由于其基于丝绸之路的本质，同时依托广东省的港口优势、产业基础和经济实力而发展，可以朝向世界级旧金山湾区的方向前进。(www.xing528.com)

在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的差异化定位和协同发展中，需要大的观念突破与制度创新。比如深圳和香港的平等交流，可由之前的深圳服务香港转为香港辅助内地；亦如深圳与广州两市的差异与定位，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要发挥其行政中心的职能，而深圳也应进一步拓展其在粤港澳大湾区之中经济中心的定位。各城市之间拓展自身优势，协调发展，方能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整体当中各司其职，协同发展，在适当竞争的基础上发展共商的协调机制，获得利益最大化。

共商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在当今社会，新型媒体互联网作为共商的媒介，具有传播渠道多、范围广、速度快、互动强、体验好等优势，可以依托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推广。所以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网络媒体可以发挥其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的作用。新型产业在大湾区建设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2009年完成的《大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把“湾区发展计划”列为空间总体布局协调计划的一环，并提出四项跟进工作，即跨界交通合作、跨界地区合作、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和协调机制建设。2010年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制定《环珠三角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以落实上述跨界地区合作。广东省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包括“开展珠三角城市升级行动，联手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等内容。若粤港澳独特优势发挥出来，对提升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内很多学者多以湾区经济特点和形成要素为基础，从战略制定、合作模式、基础设施、交通互联、资源配置、环境保护、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与人才集聚等方面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策略建议。如杨广生提出要构建完善的湾区协调机制，“首要任务”是寻找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的共同利益，只有找到共同利益点，才能协同获得共同发展。共同利益一旦达成，就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一种新型与该区域息息相关的可以充分交流的智库。除此之外，大湾区区域内规划、监管治理及协同开发机制的构建也需要得到充分重视，它能为促进经济、社会、科技、生态等各领域衔接提供保障。另外，要做到共商，需要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合作发展的组织，如发展合作委员会，通过该组织提供覆盖不同制度区域的公共服务，形成一套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合作机制，并使该组织具有一些特殊职能，如制定一些共同发展的经济举措，通过法律、法规赋予一些权力来强化广州深圳核心城市的引领与辐射作用，促进跨行政区域的分工与协作。同时， 也要发挥民间组织在跨国跨境等合作方面的功能，发动各种合作主体的力量。广州与深圳的新型产业与大型公司均可作为主体发挥其领导作用。且同处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区域内，本就具有优势的企业之间若能协同并进，共同合作，也是共商的一种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