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对外交通较为便利,倚仗嘉陵江、长江水运枢纽成为四川省交通要塞。然而,重庆为一山城,市内交通极为不方便,对房地产业发展有直接影响。1926年后,社会治安稳定,各地区物资、税收汇集于此,加上军政人员消费集中,四乡避难人流涌入,使零售业、房地产业日趋兴旺。加之市区交通干道的开辟,形成了新的商业中心,地价上升很快,除1934年因政局不稳,导致地价暂时下跌外,基本处于上升势头,如表8-37所示。
因篇幅所限,表8-37舍去最高价、最低价,只留下平均地价一项,而且,数字的来源及推算方法也不一致,但总体上能够反映出重庆各段地区地价变动的不同特点。虽然全市地价普遍上升,但不同街区有明显区别:以下都邮街为代表的新商业中心区,因交通干道的开辟,地价上升最早,上升速度最快,地价水平在全市最高。通远门外七星岗等新辟市区地价起点虽低,也呈持续上升状。以陕西街为代表的旧商业中心区未及开辟干道,受到新商业中心的竞争,地价上升速度一开始较缓慢,抗战前后加快了速度。住宅区如中营街、米花街等地地价在抗战后上升速度最猛。
1936年是重庆地价在正常状况下的顶峰时期,全市最高地价在下都邮街,每方丈1,195元,合每亩71,700元;最低为市郊农地,如大溪沟、化龙桥一带,每方丈仅2元,合每亩120元;全市平均地价大约每方丈122元,合每亩7,320元。最高与最低地价相差近600倍。[55](www.xing528.com)
总之,1926—1938年重庆地价上升的主要动因是市内交通改善、商业兴盛以及抗战后人口激增;下降的原因,与其说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如说是由于四川省内政治动荡不宁所致更为直接和明显一些。
表8-37 1926—1938年重庆主要地段平均地价变动趋势[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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