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对外交通较为便利，倚仗嘉陵江、长江水运枢纽成为四川省交通要塞。然而，重庆为一山城，市内交通极为不方便，对房地产业发展有直接影响。1926年后，社会治安稳定，各地区物资、税收汇集于此，加上军政人员消费集中，四乡避难人流涌入，使零售业、房地产业日趋兴旺。加之市区交通干道的开辟，形成了新的商业中心，地价上升很快，除1934年因政局不稳，导致地价暂时下跌外，基本处于上升势头，如表8-37所示。
因篇幅所限，表8-37舍去最高价、最低价，只留下平均地价一项，而且，数字的来源及推算方法也不一致，但总体上能够反映出重庆各段地区地价变动的不同特点。虽然全市地价普遍上升，但不同街区有明显区别：以下都邮街为代表的新商业中心区，因交通干道的开辟，地价上升最早，上升速度最快，地价水平在全市最高。通远门外七星岗等新辟市区地价起点虽低，也呈持续上升状。以陕西街为代表的旧商业中心区未及开辟干道，受到新商业中心的竞争，地价上升速度一开始较缓慢，抗战前后加快了速度。住宅区如中营街、米花街等地地价在抗战后上升速度最猛。
1936年是重庆地价在正常状况下的顶峰时期，全市最高地价在下都邮街，每方丈1，195元，合每亩71，700元；最低为市郊农地，如大溪沟、化龙桥一带，每方丈仅2元，合每亩120元；全市平均地价大约每方丈122元，合每亩7，320元。最高与最低地价相差近600倍。[55](www.xing528.com)
总之，1926—1938年重庆地价上升的主要动因是市内交通改善、商业兴盛以及抗战后人口激增；下降的原因，与其说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如说是由于四川省内政治动荡不宁所致更为直接和明显一些。
表8-37 1926—1938年重庆主要地段平均地价变动趋势[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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