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对于土地收益是一个减项，税收负担的大小直接影响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政府往往利用税收这一经济杠杆，作为推行土地政策的调节工具。
20世纪初，英、美两国土地税法不同，对城市土地利用产生相反的作用。英国规定土地上有房屋者纳税，无房屋者豁免，因此，英国富有阶层用土地建筑花园游乐场，而贫民因缺少住房，拥挤在斗室之中。美国规定无论地上有无房屋一律同等征税，因此，有土地的人往往多建房屋，以房租收入抵偿地税负担。其结果是，美国城市绿地虽少，但住房供给量多。
1930年《土地法》规定，对所有土地一律征税，并对市区未改良地和荒地课以重税。以促进建筑的增加和荒地开发，将土地涨价的利益收回。迫使土地所有者放弃坐享其成，依靠经营管理、增加投资而获利。无所作为的土地所有者将不得不出售土地，以减轻地税负担，客观上增加了城市土地供给。长期占地不用，待价而沽的投机活动，也会因空地税和土地增值税的负担而有所收敛。总之，对不同用地采用不同的税收标准，利用轻重有别的税务负担，可以达到促进土地开发，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有效抑制土地投机和私人垄断的目的，对于保证房地产业的正常发展十分必要。
地价税实施前，土地投机现象非常普遍，许多大地产主拥有市中心大片土地，长期闲置不用，垄断居奇，坐等地价上升。20世纪初德国人在胶州湾实行土地增值税，对于青岛一带的土地投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30年代初，上海实行地价税的呼声很大，南京土地投机者因担心实施地价税或增值税对其不利，遂减少投机活动，南京地价因此有所下降。由于种种原因，地价税在近代没有能够完全实行并达到其应有的效力。但当时的某些做法和经验，对于当代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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