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以前，上海高层建筑的兴建正值高潮，而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10年中竟没有一幢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出现。自1937年抗战后外商没有再建过一幢像样的房屋，华商地产公司建造的大部分也是旧式里弄，而且这一时期所建房屋的质量比起抗战前明显下降。由于多年失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不少房屋破损严重。
沦陷期间，天津新建房屋很少，原有房屋亦少维修。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下，房租上升不如物价上升快，房地产业一落千丈。大房主所收房租只能维持日常开支，中小房主的收入连生活也不能维持。东兴房产公司因入不敷出，将今河北区三马路、四马路东兴里及黄纬路房屋1，900多间出售。抗战后，又将荣吉街、东兴街、永安街的房屋售出数百间。荣业地产公司1944年房地租金收入291，870元（伪币），支出了修缮费、工资及房捐地税等费用326，787元后，全年亏空34，917元。[9]如此状况，使业主无心经营。至1949年初，天津房屋50％破漏，10％有倒塌危险。
厦门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市政建设停滞，房地产价格直线下跌。此后一直到抗战结束，民用住宅有减无增。1945年日本投降，百废待兴，人民期望重整家园，但不久内战爆发。1945—1949年间，厦门与鼓浪屿除翻修旧房外，新建民房寥寥无几，唯有斗西路所谓的“首期社会新村”1座两层住宅以及美头山3座华侨楼房。
抗战结束后，大批政府机关从重庆等地返回南京，建房者与日俱增，私人营造厂、水木作坊大批涌现，包建房屋。其中多数不按合同办事，延误工期，偷工减料，粗制滥造，质量低劣。行政院机关房屋配建委员会“为了安抚院、部机关中、下层公教人员居住困难”，在全市筹建了5个“公教新村”，总面积约3.8万平方米。但这些建筑只有少数是砖木结构，多数是砖墩灰板条墙身，结构很不合理，加之筹建者内外勾结，贪污盗窃，偷工减料，质量很差。1949年10月接管时距建成只有两年时间，而接管下来不久就要大修，十几年后，全部墙身开裂、倾斜，只得进行重砌。1949年以后接管、代管的房屋中，凡属这个时期建造的，投入的维修费用远远大于抗日战争前建造的房屋。
总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房地产业已基本处于奄奄一息的衰落状态。
纵观中国房地产业100年来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它起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开埠之初，19世纪70年代后在沿海沿江租界城市进入稳定发展时期，20世纪20年代后在全国达到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抗日战争的爆发，结束了房地产业的黄金时代，解放战争的炮火，再次延缓了这一产业的恢复，使其陷入凋敝停滞状态。近代中国房地产业的历史证明，其兴衰起伏，与中国社会性质的演变息息相关，与世界政治、经济动荡紧密相连。1949年以后，房地产业接受了政府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外商企业和大房地产主在内的绝大多数私人产业加入了公有制的行列，为100多年来这一行业在经济中运行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1]《上海房地》，1989年第2期，第56页。
[2]《上海房地》，1989年第2期，第56页。(www.xing528.com)
[3]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当代天津城市房地产经济，1985：14.
[4]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广州房地产志［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0：20
[5]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广州房地产志［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0：2.
[6]狄超白.中国经济年鉴［M］.太平洋经济研究出版社，1947：101.
[7]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当代南京房地产，1986：14.
[8]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天津文史丛刊：第4期［M］.天津：天津市文史研究馆，1985：101-102.
[9]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天津文史丛刊：第4期［M］.天津：天津市文史研究馆，198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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