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华界沦陷。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上海、天津的租界一度成为战火中的孤岛。人们为了躲避战争，纷纷涌入租界，租界内人口剧增，住房严重短缺。由于工商业在战争中自身难保，对游资失去吸引力，房地产成了游资最稳妥的出路。此时沙逊家族、先农公司等外国房地产商，已经开始收缩营业，将不动产变为现金汇出国外，对新的投资不再感兴趣，中国房地产商趁机活跃起来。
上海华商新设地产公司如雨后春笋，至1949年，加入上海房地产同业公会的华资房地产公司已有300多家，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抗战后成立的。这时天津也成立了许多华资房地产公司。这阶段经营的特点是大搞房地产投机，以短期内获取暴利为目的，如乙某买进甲某地产，常常连过户手续都不办，只待价格一涨，立即出手让给丙某，让甲与丙直接办过户，乙向丙收取高价，转手之间，获利甚巨。一处房地产，时隔数月，几易其手。政府取缔黑市与囤积货物的措施，客观上堵塞了游资的其他出路，使其更加集中于房地产，炒作地皮风气日甚，地价上升又波及房租及物价。有些地产商自以为目光远大，抱着人弃我取的想法，认定日本失败后，国民政府定要回来建设“大上海”，市区西北方向土地将要看涨。于是集中在闸北、引翔、江湾、法华、蒲松等处以低价收购土地。然而没想到又起内战，这些公司地产冷落，难于脱手，资金周转不灵，被迫宣告停业，所发股票竟成废纸。
抗战期间，大批政府机关和避难人口进入重庆、昆明。入迁人员为临时计，不做长远打算，也无力购地建房，只能承租。所以住房供求十分紧张，利用房屋发国难财的大有人在。(www.xing528.com)
1946—1947年，广州一些国民政府官员和地皮商人利用重划“三大灾区”（西堤、黄沙、海珠桥北岸）之机，垄断了土地买卖，使地价暴涨。西堤灾区的土地每平方米地价540—720元港币，最高时达1，080元港币。[5]据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记载，“本市（广州市）房地产价经常均较香港为廉，至为一般拥有大量游资者所垄断，故本市房屋，与去月同期，几增一倍之数，本市繁盛区产业，如普通三丈深三层建筑物，售价约为一亿二三千万元，其次要地区，亦非数千万不可，至于承租预交六个月或三个月租金、顶手、批头等项，如一德路长堤一带，约为一千万元，其次市内各区荒地，亦动辄售价一千数百万元”。[6]
抗战结束后，政府机关从重庆回迁，南京人口恢复，城区地价暴涨，加之法币贬值，通货膨胀，社会的大量游资转向房地产，主要投向土地。新街口地区的土地已是寸土寸金，每平方丈价值黄金10两，而且有价无市。只要买到土地，既太平保险，又可待价而沽。房地产业一时畸形发展，陆续出现了十几家私营房地产公司，私人游资有的也用以买卖土地，进行投机。如1946年2月邓君重购入张锦英位于扬州路的土地40平方丈，每方丈买入价为法币1.5万元，然后邓尚未向地政局办理过户手续，就转手以每方丈法币1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朱勤祯。[7]类似投机行为导致了40年代末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畸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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