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中我们大致讨论了“金融凸前”——金融创新脱离经济基本面需求所带来的重大金融风险。但从历史看，发展中国家更多会因为“金融开放凸前于金融监管”（或者“金融监管凹陷”）而导致重大金融风险。这方面的教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得非常典型。
20世纪80年代，大量加工贸易移向中国，以致亚洲四小龙、四小虎——这些当年的亚洲经济明星光亮减退，经济增长日渐式微，尤其是它们曾经赖以发展的贸易顺差逐渐变成逆差。不错，它们面临经济转型的重大考验。如何转？转向何处？如何才能弥补贸易逆差导致外汇储备缩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给出的建议是：打开国门，开放资本账户，用资本账户的顺差对冲经常账户逆差。
泰国政府率先接受了这样的建议。在一系列开放政策的作用下，外资的确来了，但它们并没有流入制造业，而是去炒房、炒股、炒地皮，这当然导致泰国住房市场的异常火爆；同时，房价、股价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又激发了泰国年轻人巨大的消费冲动，全世界的名牌消费品一股脑涌入，处处充斥着经济繁荣的景象。为了延续这样的繁荣，泰国坚持固定汇率制度，确保外资自有流入流出而不受汇率变化的影响。
这当然构造了巨大的经济泡沫，股价、房价、外债等方向所表达出的金融资产价格，完全失去了财富创造的支持，构成了严重的“金融凸前”。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泡沫化的经济已经导致固定汇率制度之下的泰铢严重被高估，加之货币投机最大可以使用200倍杠杆，所以泰国金融危机便从货币开始了。(www.xing528.com)
泰国发生货币危机。但是，在外资大量外流以致股市、楼市暴跌之际，泰国中央银行为维系固定汇率开始向市场大量抛售外汇储备，不够就借，但应该借多少才够用？泰国没人知道，东盟各国几乎都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有多少资本要外逃，更不知道自己需要多少外汇才能挺得住。为什么？在开放过程中，这些国家的金融监管形同虚设。所以，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无偿援助”之时，它们挺不住了，放弃了固定汇率，宣告了泰铢保卫战的完败。
我们没必要再去过多分析，“金融凸前+金融监管凹陷”曾经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而对于未来的上海、未来的中国，金融凸前恐怕在所难免，尤其是国际经济风云变幻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路径平添巨大变数之时，“金融凸前”问题势必更加明显，但此时此刻，必须依托监管和监管的“适度凸前”去化解、去平衡“金融凸前”带来的重大风险。正因如此，上海的金融监管需要强化，需要一个专门的“一线机构”去弥补中央级金融监管对上海金融监管的顾及不足，从而形成对上海、对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双重防护”。
（钮文新 万里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周刊》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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