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风险在经济巨变中凸显

百年不遇之变局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极其明显。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最为重要的连接点，也作为中国最重要、最前沿、最充分的开放阵地，不仅需要明晰这一演变，而且要有多重预案，以及公开透明的法规、措施，以中国经济真实承受能力为前提，在激励金融开放和金融行为约束之间找到平衡。

第一，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如果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前，世界经济是“产业资本主导时代”，那么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世界经济进入“金融资本主导时代”；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世界经济客观上结束了40年“金融资本主导时代”，而进入一个“否定之否定时代”，这恐怕就是“百年不遇大变革”的经济基础。

在这个“否定之否定时代”，产业资本需要回归经济舞台的中央，金融资本则需回归为产业资本服务的本源之位。但事实是：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在为美国经济“再工业化”不遗余力，但实际收效有限，而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对全球资源的争夺导致发达国家内部矛盾激烈。比如，全力支持产业资本的特朗普，上台后遭到金融势力强力泼污，甚至屡遭弹劾，其真实内涵不过是美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争夺经济主导地位的表象。

这样的矛盾大大提高政府成本、降低政府效率，同时，金融和产业资本的市场效率也会受到压抑。这或许正是新时代的基本矛盾，也是重要的时代特征，未来还会不断发酵。

第二，无以复加的债务杠杠率。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40年“金融资本时代”戛然而止。其关键原因在于世界已看清：“金融资本时代”身后是不断积累的债务，而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债务极致化的产物。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目前全球债务255万亿美元，相当全球GDP的300%以上。

产业资本是财富创造的基础，而“金融资本时代”的债务往往是财富再分配的工具。由于厌恶风险的人性，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更加倾向短期金融套利，从而逐级推动金融“脱实向虚”，产业资本不断萎缩、经济空心化，金融危机频频发生。据统计，1945年到1970年，世界总共爆发金融危机39次；而1970年到1997年，世界总共爆发金融危机139次，其中44次发生在发达国家，99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www.xing528.com)

所以，现实情况是美国、欧洲、中国、日本——全球经济主要发动机一并走在债务危机的钢丝绳上，这必然严重制约全球经济增长。如果不能有效破解，不仅让经济增长希望渺茫，而且随时都会将世界导入新的金融危机，一旦再爆发危机，其程度一定远超2008年。

第三，消费受到私人债务率过高的制约。IMF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居民杠杠率大致为75%；中国央行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杠杆率2019年10月已达53%，其消费增长率已降至5.5%，这反映国人消费越发保守。在此前提下，大幅提升消费可能性近乎为零，唯一消费动力则是就业增长。目前，美国失业率降至3.5%。尽管有学者担心失业率过低会推高劳动力价格，不利于产业资本发育，但无论如何，消费增长要靠就业增长，它比加杠杆消费显得更加可靠。

第四，产业迭代“青黄不接”。传统产业利润已无法满足资本胃口，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新科技带来新迸发、创造新暴利。但遗憾的是，产业资本并无足够技术储备，大量新技术尚停留下实验室里，这使得全球经济发展“暂且处于新旧动能青黄不接阶段”。比如人工智能，各国政府都在大力地推进，特朗普2019年2月11日甚至签署了《维护美国人工智能时代的领导地位》的行政法令，但问题是人工智能难以跨越人类对自身的生存担忧，尤其是底层群体，他们普遍担忧工作机会受到冲击。所以，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其劳动阶层的焦虑情绪不断上升，并以各式罢工、示威活动加以宣泄。据丹麦盛宝银行的统计分析，人工智能可能在2020年遇冷。原因是它的“投入产出比”根本没能达到曾经的期许，这势必导致资本市场对人工智能投资的萎缩。

综上背景，我们或许可以领悟到：第一，过高的债务杠杆率已经打断了实体经济投资和私人消费的可持续性，这是全球经济低增长、甚至陷入停滞的根源，而这个趋势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第二，债务危机时刻危胁着全球金融安全，所以，防止再发生债务危机已经成为各国经济、金融政策的首选目标，而实现经济增长则处于次要位置，至少在债务杠杠不能有效降低到正常水平之前，经济增长需要耐心等待；第三，国际间必然爆发剧烈的产业资本争夺、股权资本争夺甚至就业市场争夺，而与之相应的贸易战、技术战必然过渡到金融战、汇率战，最终演变为：实体经济控制战；第四，为适应百年之变，并确保自己能够赢得领先的经济未来，发达国家打破传统，长期实施“超常规、极致性经济政策”，这恰恰是“异常时代的正常状态”，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反映了全球经济政策的历史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