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成
因为要做“宁波帮”兴教助学的文章，为了了解有“华夏助学第一人”美称的邵逸夫先生捐资情况，我们于2003年7月专程走访了国家教育部。
当时最权威的信息是：邵逸夫先生自1985年以来，连年向内地教育捐赠巨款，捐赠的项目包括大学、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师范学校等，共计4147个项目，遍布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捐款累计达282995万港币。和这个天文一般的数字相对应的是，我们在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前，看到标记着邵氏捐赠情况的小红点。呀，真是星星之火，红遍了共和国的版图，无远勿届，无处不有。多年来，除了既定的每年2亿的教育捐款外，每逢内地遭遇自然灾害，邵氏基金会还要另行捐款。2001年春节前后，内蒙、新疆暴风雪成灾，邵先生和夫人方逸华闻讯后，大年三十打电话到教育部询问灾情，并当即决定捐款3600万港币，用于重建受灾的中小学。到2003年上半年，这样的捐款已经连续6次，共计16000万港币……
教育部的有关官员告诉我们说：邵先生的捐赠，是海外华人中“数目最大，项目最多，受益面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二——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邵逸夫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如果从他17岁迷上电影算起，他在影视行业已经整整奋斗了80余年。凭着他的执著追求和不懈努力，他的事业获得了辉煌的成功。根据《资本》杂志的富豪排位榜，邵逸夫的财富曾进入香港前10名之内，他的钱财“几代人也用不完”。从1973年开始，邵逸夫以个人财产成立“邵氏基金”，每年拨款给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大慈善机构，一出手就是大手笔。
去年邵氏基金会宣布，捐献巨资设立国际性奖项“邵逸夫奖”。这个被人称为“东方诺贝尔奖”的“邵逸夫奖”，每个奖项的奖金为100万美元。据香港媒体的推测，邵逸夫将拿出7亿港币作基金。可是，据“邵逸夫奖”筹备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杨汝万教授透露，基金将远不止此数。其实，按诺贝尔奖4个奖项，基金共需约32亿港币计算，将来每年颁发6个奖项“邵逸夫奖”，基金总数估计高达50亿港币。
谁知消息一出，舆论大哗。国人赞扬的有之，惊叹的、敬佩的有之，相信更多的是有一种难以言状的自豪感一中国人终于有一个奖与“诺贝尔奖”平起平坐了！当然，在一旁说闲话说“葡萄酸”总也少不了的，见仁见智，本不足怪。但居然有人针对《南方周末》的文章《大陆富人中何时能出邵逸夫》及《邵逸夫高奖为内地富豪做出榜样》，堂而皇之地提出另一个问题：
“富人有不学邵逸夫的权利”。而且在网上推出大讨论：富人能不能不学邵逸夫？——这实在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正如有人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邵逸夫奖”的设立会遭遇那么多的反对、否定、批评、鄙视和无端的指责，似乎邵逸夫不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反而是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吃惊归吃惊，但“富人能不能不学邵逸夫”这个问题却不难回答。——如同你问“我可不可以不学雷锋”一样——悉听尊便！学不学雷锋，学不学邵逸夫，没有法律规定，不属于道德义务而竞全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正如有的论者所说：富人的确有这样的权利。也没有人说过“富人没有不学邵逸夫的权利”。有人希望大陆“出现邵逸夫”，讲的是富人对社会的道德义务，意思是呼唤“富人之仁”，它并不排斥“富人也有不学邵逸夫的权利”。
但是富人应该有“富人的道德”，应该对社会更多地负担起法律以外的义务，并不是这个财富分配不公的时代才有的“底层情结”。“为富不仁”这个古话为什么是个贬义词？它的正面意义就是“富而且仁”，这就是“富人道德”。
随着中国富人阶层的出现，更随着一个个富豪跟着《财富》杂志的富豪榜倒在法律与道德的泥潭里，在许多人的印象中，这些富人的形象和名声比妓女好不到哪里去。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有些富人们遭受了全方位的质问：
从第一桶金是黑是白，到财富膨胀过程中的权钱交易黑幕，再到富人是否有起码的社会责任和守法意识。
谓予不信，试举几例：
北京西客站附近的潮皇食府造价是1亿元，是一家香港人开设的食府。
令香港老板“最意料之外的事情”是，“北京人均消费比广州高，甚至高于香港”。以潮皇食府消费最高的一笔单子为例——平均每人消费5000元人民币。香港老板感叹地说：“这种消费水平放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www.xing528.com)
矗立在北京建国门旁边的“贡院六号”项目平均售价是每平米40000元，顶级套房每平方米达到60000元。
贡院“极尽豪华”的传说，最经典的是“66张牛皮”。设计师选择用牛皮来装饰某套房子的墙面，因为每块牛皮只能用中间的-小块，所以一面墙共用了66张牛皮。
国内有媒体称，有“中国内地首富”之称的某富人便购得了一套价值2000多万元的豪宅。目前有实力购买“贡院六号”的，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有钱人，同时他们也未必把这里当作房或家，它更像是一个大的私人会所。
刚开盘的上海闵行区“西郊花园”，最贵的别墅标价3500万元；而不久前在坐落于上海著名风景区佘山边上，号称“中国首个世界级富人区”的“上海紫园”别墅区，一幢标价1.15亿元的别墅被一位神秘人物定下。
当然，富人有富人的权利。但权利与义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富人在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之后，就理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份责任似乎是由那份他超出普通成员的财产带来的。就邵逸夫先生捐巨资设立“邵逸夫奖”的本质意义来说，富人捐赠的潜在涵义是实现资本的合理转换。有人呼吁，我国应尽早实行遗产税制度，这个制度的实行，将会由个人的道德自觉变成整体的制度安排，从而一改富人群体“为富不仁”的不良形象，使富人都变成社会的“道德楷模”和众人学习的榜样。比如，比尔·盖茨生活在一个法治市场经济里，在那里，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和高达55%的遗产税使得富而捐赠财富者比比皆是，也就用不着徒费唇舌去讨论“能不能不学邵逸夫”的问题了。
“学不学邵逸夫”，看似纯属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从深层次来说，它不能不涉及一个人的价值观和财富观，这个问题对富人和穷人都一样。今年86岁的赵安中先生，在香港绝对是一个小老板，但他迄今为止已经为祖国的教育事业捐赠了7000万。他在给宁波旅港同乡会名誉会长李达三先生的一封信中说过：
“创业，聚财是一种满足；散财，捐助是一种乐趣。”
在“聚财”和“散财”这个问题上，97岁的邵逸夫是一个榜样，而广大海外“宁波帮”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在中国的文字中，小篆的“聚”字，下面是三个人，上面是一个“取”，那意思是聚集，积蓄，累积；“聚”的反义是“散”，是“分开，由聚集而分离”。“宁波帮”商人十四五岁出门谋生，但得一枝之柄，为童为仆在所不计，没钱的时候拼命地赚钱，赚到了钱则拼命地节省。他们信奉的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遵循的是“凭勤俭建立根本，靠积聚而成小康”。而当事业成功，不论是小富还是大富，他们总是想到祖国，想到故乡，想到公益事业。他们在聚财的时候或许很小气，很吝啬，可是在散财的时候却都是那样慷慨大方。吴锦堂身为巨富，但自己的生活异常朴素，虽然富贵至极，但“不欲多金为子孙计”，而把巨额资产贡献给社会。王宽诚先生常说：“积财于儿孙，不如积德于儿孙。”所以他从20世纪60年代就捐赠巨资为家乡办教育，80年代又率先捐资1亿美元设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帮助祖国培养留学人才。
对待钱财如此，哪怕是对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如此。著名的爱国实业家项松茂曾亲笔书写对联一副，以表明自己的心志：
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委命；
治家须量入为出，殉大义当芥视千斤。
果然，当日寇入侵，祖国蒙难的关头，需要项上人头，拿去就是！何等壮怀激烈，大义凛然。
（本文作者系宁波市海外宁波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宁波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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