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旅漫笔：大商至诚，翻开“宁波帮”的创业发家史

王耀成

翻开“宁波帮”的创业发家史，勤奋而外.几乎每一页都写着“诚信”二字。

镇海庄市人叶澄衷，14岁其母“指田中秋禾为抵乃获成行”，到上海学生意。由于他“开通敏达，诚实而信”，终于从黄浦江上摇触板的小商贩.成为积资800万两、名闻上海滩的“五金大王”。

关于叶澄衷的发迹史，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一天，有一英国洋行经理展叶的舢板，从小东门摆渡到浦东杨家渡。舢板靠岸，洋人下船，但将一只皮包遗忘在船上。叶打开一看，见有美金数T和支票簿及钻戒、手表等物.遂停下生意不做，在原处守候，以待洋人来寻失物。直到夕阳西下，那洋人焦急寻来，叶遂将皮包奉还。洋人开包检视，原物一点不少，大为感动，意欲酬谢，被叶婉拒。洋人益发感动，仍旧要其摇到外滩，到苏州河口靠岸，拉叶到其洋行，要他帮助做五金生意。于是，叶澄衷从此发迹。

这是一个传说，不见于叶澄衷去世时“怀德堂排印”的《叶公澄衷荣哀录》包括辜鸿铭等人撰写的诸传或行状“但叶在经营五金和火油过程中，由于“诚实可信”，得到西人帮助确是事实。其中有两人特别重要：一个是开设庆昌五金号的英国人，由于他的介绍和推荐，使叶得以与洋行洋商如外商祥生、耶松船厂以及清政府创办的江南制造局等都有了贸易往来，从而使叶的顺记号在船舶五金业务方面有了很快发展。另一个是美孚火油公司代理人的美国人，叶正是得到他的信任，才获得了美孚火油在华经错权。叶看准火油在中国市场很大，有大利可图，于是另设南顺记洋货号，专营美孚火油，兼营其他洋货和五金，业务很快发展起来，并在宁波、温州、镇江、芜湖、九江、汉口以及天津、烟台、营口和广东的三和等地设立顺记分店和联号，几乎控制了全国的市场。据估计，叶在经销火油方面的赢利，每年就达数十万元之巨。

至于皮包的故事是发生在英国人身上，还是美国人身上，或者到底有没有发生过这个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叶澄衷的确是以诚信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从而赢得了市场，发展了自己的事业。

无独有偶，民国《镇海县志》也记载了庄市另一位“大王”——“世界船王”包玉刚家族——一则同样的故事：

包氏的先辈包奎祉原是读书人，后来到温州一带做丝绸生意。有一天傍晚，包奎祉路经天台，和一大帮客商、挑夫同宿一家客栈。第二天路途中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包袱里的旧衣服变成了绫罗绸缎，还有200两纹银和5000两银票，知道是由于天黑起早，挑夫无意中调错了包。于是急忙赶回原来的客栈寻找调包的人，可是客商已不知所之，只好在那家客栈的墙壁上留下一个“招识”。

一年后，有个福建木商路过那家客栈，看到了墙上的“招识”，于是一路寻访到包家。原来他就是调错包的人，包奎祉把他的包袱原璧归还，福建木商要留银为赠，但包奎祉坚辞不收，于是“客感其诚，又高其义，因携至闽，凡营业十年，遂获利起家焉。”

比叶澄衷稍晚的另一个“宁波帮”大商，人称“颜料大王”的周宗良的故事，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宁波帮”义内求财、诚信发家的事实。

周宗良勤奋好学，掌握了相当流利的英语。某年，德商颜料洋行谦信大班轧罗门到宁波检查销售情况，请周担任翻译。轧罗门在宁波逗留期间，对周的殷勤款待和才华颇为赏识，日后就到上海进了德孚谦信洋行，担任买办。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华德国人纷纷返国，轧罗门也不例外。其时谦信洋行是在华的最大德商洋行，不仅在上海置有许多不动产，而且栈存的染料也极多。轧罗门回国前把谦信洋行的全部不动产过户给周宗良，私下里委托他保管，同时把所有栈存染料也折价赊归周所有，周因而成为染料业巨擘。由于大战期间德国染料来源断绝，价格扶摇直上，周宗良因而发了大财，成为沪上豪富。

大战结束后，轧罗门没有回到中国，谦信洋行大班由德国人魏白兰继任。魏抵沪后，周即将原先已经过户给他的不动产重新过户给谦信，并把当初折赊给他的染料款如数付清。周的诚实守信换来了外商对他的信任，从谦信洋行的买办升任德孚总买办。周担任德商洋行的买办前后35年，成了当时上海滩的“颜料大王”。据业内人士估计，抗战期间他的资产已达400万美金。

世人一说到商人，就和“奸商”两字联系在一起.的确，有许多商人信奉“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可是“宁波帮”前辈叶澄衷、包奎祉、周宗良面对不应该属于自己的“横财”，不动心，不贪财，不失做人的信义，表现出一种十分可贵的品格，从中也可看出儒家文化的义利观对早期“宁波帮”的影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是这种可贵的品格，终于使他们的事业得到成功。可喜的是，“宁波帮”的这种诚信品格为后人作出了榜样，相沿成习，成为一种经商传统，代代相传。

下面这个“花钱买信誉”的故事，说明“宁波帮’的诚信传统正在新一代“宁波帮”身上得到了继承发扬。

毛履均，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文学青年的身份，从宁波独身闯深圳，在没有任何特殊背景的情况下，短短几年成为一个跨国印刷集团——深圳蓝星集团的总裁。他的成功奥秘在哪里？(www.xing528.com)

1987年4月，当毛履均从潇潇春雨中来到深圳的时候，他发现深圳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妙。下火车的第一个感觉，是自己“赶了个末班车，真正的末班车”。

开发特区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这里已经不是铺满黄金和机套的处女地。那些捷足先登者，已经各占据了有利地势，能够提供给他的机会已经相当少。

他带着4000元钱来深圳办印刷厂，朋友听了摇头，说他是痴人说梦。有钱的人什么都有，缺钱的人什么都缺。但是身上流着宁波人血统的毛履均，觉得他目前最缺是信心；而对外界来说，也就是信誉，他觉得这才是他最需要的。

就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一个搞植字制版的香港人。毛履均把一单电脑植字业务交给了他，同时还有自己全部资本的一半——2000元钱。

他知道，这一单生意其实只有100元钱的业务费，而且是可以事后支付的，至多，只须预付一半。但是他却把自己的一半身家给了他。

“如果香港人跑了怎么办？”有人好心提醒他。

毛履均笑笑：“我料他不会跑的，因为我已经给了他一个信心。”

香港人果然回来了，留下了100多元植字费，将剩下的1800多元还给了毛履均。

毛履均说：“剩下的钱存在你那里好啦，下次我还要找你制版的嘛！”

就这样，毛履均每次接了业务就找他植字制版，还是给了他一大笔超额的预付款，从不问“存款”还剩下多少。直到有一天毛履均一算细账，发现香港人比别的人少要了他8000元，毛履均掏出这笔钱给他，说：

“你少算了一大笔钱呀！”香港人说：

“你是我见到的人中信誉最好的。”

毛履均不但花钱买到了信心，而且买到了信誉——这个香港人到处宣扬毛履均有钱，而且有银行后台。“否则，他怎么能出手如此阔绰随便，一次拿出2000元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

后来，当毛履均果真办起了印刷厂时，这个香港人成了他的一个股东，还将他的兄弟也拉了来入股。这还不算，香港人还给他引来了香港一家大印刷厂的老板……毛履均的事业就这样发起来了。

（本文作者系宁波市海外宁波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宁波市作家协会副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