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承耀
“宁波帮”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中长期形成的经营管理思想,对于今天进行现代化建设依然有其重要借鉴意义,我们应当十分珍惜把“宁波帮”的经营理念与企业科学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因为新时期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除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管理思想外,还必须在思想上吸收我国的优秀的企业管理思想,这包括“宁波帮”的经营理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宁波帮”的经营理念具有生命力,借鉴“宁波帮”的经营理念是搞好当前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具有重要影响的工程。
纵观“宁波帮”的经营理念,主要有如下几点:
1.创新观。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的本质就是不断创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创新观是“宁波帮”的重要经营理念,“宁波帮”的创新观主要由企业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组成。
近代“宁波帮”不仅在短短的时间能在上海站住脚根,而且迅速发展壮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宁波籍实业家不断进取,实行制度创新。比如,采用先进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的办法进行制度创新,组合成中西相结合的管理制度。项松茂的五洲药房、张逸云的天厨味精厂等企业都是实行股份制。四明银行主要投资者和当权者都为旅沪经商的“宁波帮”企业家,开办时资本额为150万两,实收50万两,当时投资在5000两以上的股东有22人。其中镇海人陈薰、董杏生股金为35000两,占股份总额7%;虞洽卿股金为15000两,占股份总额3%。他们还通过组建企业集团、联锁经营、走规模经营之路、行业协会等办法使企业不断适应市场竞争的变化。
技术创新是“宁波帮”创新观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宁波帮”和海外宁波商帮都十分重视技术创新。因为企业存在着追求经济利益的内在冲动.这就要使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不断发生变化,用来满足市场复杂多变的要求。要做到这一点,企业必须进行技术创新。近代“宁波帮”企业家刘鸿生、方液仙、项松茂、胡西园等,都是通过企业的技术创新来发展企业的。人称“制刷大王”的香港启发制刷有限公司总裁徐鸣翔先生,也十分重视技术创新。出于生产需要,徐鸣翔对欧美的机械潜心研究,兴利除弊,改造企业设备。把人工操作的植毛机改良成半自动植毛机,继尔又研制了物料加工机。在日本“三菱”电器公司的配合下,还研制出辅之电脑操纵的制刷机械,这在当时的香港属首创。由于进行技术创新,使得公司除了品种不断增加外,产品质量也明显提升,取得了好的经济效益。
“宁波帮”的管理创新也是“宁波帮”经营理念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借鉴西方先进管理方式,在经营管理中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和改革管理方法。中化社原来是各部门集中办公,职责不清,效率低下。方液仙为此借鉴西方先进管理方式,结合企业实际,进行管理创新。他先在总管理处下设科,分科办公,分室管理;以后又改为四级管理,总管理处下设部,部下设科、股。这样的组织结构不但管理宽度适宜,而且职责明确,也能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为中化社科学的组织系统形成及正常运行提供了保证。正是因为方液仙的管理创新,从而使企业管理由经验型向科学化转变,企业得到了发展,从1931年到1940年的10年间,资本扩大到500万元,制造了“三星牌”牙粉等新产品,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个工厂和3个附属企业的日用化学工业集团。刘鸿生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对管理方式进行创新。他在管理过程中发现阳式记账法显得力不从心,为此,在财务管理上成功地使用成本会计的管理方法,起到有效地监督企业成本核算的作用。陈万运的三友实业社为改善财务管理,创新财务管理方式,成功地建立了新的财务制度,用西式簿记取代传统的旧式帐册,有效地控制企业成本核算。
2.开放观。“宁波帮”管理思想上一个重要方面是开放观。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走向世界是近代以后不可改变的潮流。“宁波帮”实业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放眼世界,努力学习、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大胆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从资料看,近代及现当代的“宁波帮”实业家都主张吸引外资、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借鉴西方的管理方式。比如,刘鸿生就主张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他把吸引外资作为企业开放的一个内容和重要环境条件。他分析了上海投资环境,认为它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地方,除了交通便捷、信息灵通外,还有一个重要优势就是国内外银行林立,集资与借贷迅速,“外侨商业茂盛,吸收外资较易”。另外,他还卜分注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科技人员。他不惜重金聘川德国人马礼泰任上海水泥厂总工程师,月薪2000元,并供给花园洋房住宅一幢,每年还从厂里的盈余项下分给一份红利;又聘请德国人韦斯白为总化验师兼副总工程师,卜克门为机械匚程师,黎鸿汉为厂经理技术助理,戴兰壁为机匠领头,他们的待遇都比本国技师要高得多。商务印书馆的鲍咸昌也聘请英国的校对专家罗勃斯,德国的照相修版制版专家海民洛和修改照片权威濮克,以及美国照相铜版技师斯塔福德等人来厂传授技艺。项松茂资助员工张辅忠到德研究药学,回国后又让他担任五洲厂长、总经理等职,还先后派遣了多名职员到日本和欧美实习、考察。方液仙曾向德国进口一套生产肥皂和提炼甘油的设备,从而使“剪刀”牌肥皂脂肪酸含量高达50%以上,质量比英国商人“祥茂肥皂”好,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可见,“宁波帮”实业家是十分注重开放的。
开放的经营理念使宁波商人走出故乡,足迹遍及全国。在近代,宁波商人的商贸活动涉足6个商贸区。这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商贸区;汉口为中心的鄂湘豫商贸区;重庆为中心的渝川滇贵商贸区;广州为中心的粤闽商贸区;以及香港为中心的港澳台商贸区。尤其在上海更是“宁波帮”的大本营,宁波商人抢滩大上海,先在沙船、商贸,后在金融、工业、交通、房地产以及文化教育等领域都做了应有的贡献,而在左右近代的上海经济的航运、金融更是独占鳌头,涌现出严信厚、叶澄衷、虞洽卿、朱葆三、刘鸿生、周宗良、孙衡甫、俞佐庭、方液仙、项松茂等一大批著名的企业家。在港台也有不少重量级人物,诸如在香港的就有王宽诚、董浩云、董建华、包玉刚、邵逸夫、曹光彪、陈廷骅、李达三、赵安中、厉树雄等人。
不仅如此,“宁波帮”实业家还走向世界。不少海外“宁波帮”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吴锦堂、张尊三在日本就很有影响.新加坡的宁波巨商胡嘉烈在南洋一带,曾与陈嘉庚、胡文虎齐名。在美国也有不少成功的宁波企业家。如镇海人应行久,1947年去美国创业,到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美国侨界有相当影响的大中集团。另一镇海人张济民也于1974年创办伟士利企业有限公司,1977年发起成立旧金山华商总会并担任首届会长。在当代,有朱艺峰、陆弘亮、庄思浩、朱敏等宁波人在美国有一定成就。“宁波帮”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20世纪40年代末向海外迁移,逐渐形成海外“宁波帮”,至今在海外的“宁波帮”约有50余万人。“宁波帮”强烈的开放意识,既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又符合国际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当代宁波人值得借鉴的。
3.人才观。人才是指有学识和才干的人。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高低、经济效益好坏,关键在于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的素质,看有否科技人才。宁波籍实业家在工业、航运、金融、商贸等业中取得了好的成绩,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充分认识到人才资源开发的重要,使用人才技高一筹,这是“宁波帮”实业家长期实践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所摸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用人办法和技艺。刘鸿生就说:“要创办企业,首先得物色专门人才,不可冒昧从事。”“要创大业、办大事,首先要学会用人”。擅长沙船、钱庄、房地产业经营的奉化人朱志尧也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认为,振兴民族经济是人才和资本。他说:“最大之问题是人才耳、资本耳。得此二者,何患不能成事耶。”现当代“宁波帮”实业家与近代宁波商人一样也十分重视人才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詹幼鹏的《邵逸夫传》中就这样说:“邵逸夫知道,人才是事业成功的保证,尤其是电影业更是如此。”作为香港“邵氏影城”的总裁邵逸夫为此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任用和培养。(www.xing528.com)
正因为如此,“宁波帮”实业家深谙用人之道,他们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注意人才的德才兼备。五金大王叶澄衷雇用“号友”,用其所长。方液仙十分注重对人才的量才录用,他要人事部门搞了一个《人才登记表》,记录各有关专业人员技术水平,以便量才提升,使人尽其才,发挥其所长。留学归国的李祖范懂得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方液仙就聘李祖范为中化社经理,放手让他发挥管理方面的才能,大力支持他的改革措施,从而建立了高效率的四级管理制度,使中化社出现持续发展的“十年全盛”时代。
“宁波帮”实业家用人还注意德才兼备。项松茂就是例证,其亲弟弟项载伦染上鸦片烟瘾,且拒绝戒烟,在这种情况卜,项松茂坚持德字先行,不徇私情,把他的弟弟辞退陈万运川人也注意德的标准,从来不用进子侄辈及股东子弟进厂他在《机联会刊》上发表一篇题为《三爷》的文章,认为作为“少爷,'、“姑爷”、“舅爷”的“三爷”,都有老头子、丈人、姐夫作为后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企业如果把这些人招进来,不可能“大展宏图,谋求发达”。
事业的成功,关键在于人才,人才的成长常教育,要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必须重视教育,邵逸夫曾经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训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宁波帮”重视基础教育和应用性的职业技术教育,通过对教育的捐赠发挥培养人才的作用。近代“宁波帮”实业家吴锦堂、叶澄衷都卜分重视捐资办学,叶澄衷曾在家乡镇海创办中兴学堂,近百年来中兴学校人才辈出.先后涌现包玉刚、邵逸夫、包从兴、叶谋彰、赵安中等著名实业家。天津的乐达仁创办达仁女校培养了不少革命家。现代的“宁波帮”,诸如王宽诚、包玉刚、邵逸夫、陈廷骅、曹光彪、李达三、赵安中、应昌期、傅在源等等也积极助学。仅邵逸夫先生一人捐资已超过30亿港币。
4.惠民观。“宁波帮”实业家从爱民、惠民的历史观出发,注重“人本”原理,关心企业职工,以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是“宁波帮”经营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与员工之间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叶澄衷十分信任部下,他派宋炜臣到汉口创办燮昌火柴厂,任命其为副经理,宋鼎力运筹,锐意进取,很快打开局面;在天津他先后任命王铭槐、徐企生、陈协中为老顺记天津分号经理后,由于叶的信任,业务发展很快,从而使老顺记成为“宁波帮”在天津孕育洋行买办的基地。
当代的“宁波帮”也十分信任员工。董氏家族就注意人性化管理,董浩云常常对员工说,董氏集团是一个大家庭,不是洋行。他平时信任员工,从不在员工面前摆什么老板架子,从而有意无意地拉近了与员工的距离。每一次他的船只回到香港,他肯定会亲自到船舱巡察,还会留下来与船员一起吃饭,船员吃什么,他就吃什么,通常是一碗咸菜面条。
其次,关心职工生活,保护职工利益。上海沦陷后,“大华”船舶公司职工避难在虎丘老厂,人数众多,经济很困难,企业负责人丁佐成想方设法维护职工生活,对留在厂里的工人,每人每月照旧发给工资;对部分高级职员则发生活费。丁佐成还对本厂职工的福利待遇很关心,不仅负责供应午餐,菜肴很丰富,而且逢年过节向工人馈赠精美的应时食品;到年终发双倍工资,得到职工的好评。“天厨味精厂”创立者、镇海衙前人张逸云给予职工的福利待遇为当时国内工商界所罕见。他建“崇德堂”,立去世职工名位,春秋祭祀;设基金会,对生活困难及死亡职工家庭给予救济补助,对患病的职工支付医药费,深受职工赞誉。由于“宁波帮”实业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实施惠民方略,充分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企业取得好的经济效益。
5.诫信观。诚信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宁波帮”的商道之本,也是企业之魂。“宁波帮”把诚信的传统道德与市场经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把恪守信用作为衡量商人的标准,他们讲信誉、重情理,为世人所称颂,如叶澄衷在上海黄浦江摇舢板船时拾金不昧的发迹史,生动地体现了宁波商人的“诚信”价值观念。方液仙也认为“中化社”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一是靠社会上的信誉,二是靠产品的优质廉价。”北京的同仁堂300多年“金字招牌”长盛不衰,精品名药蜚声海内外,他的经营之道就在于诚信,把药品质量放在首位,一切为消费者着想。为此,在制药中坚持“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种精神代代相传,成为至今还活跃在海内外的“宁波帮”企业家始终不渝的经营信条。包玉刚先生有一句名言:“商业道德这上头,还是老传统好,要有信誉,有信用才行。”包玉刚还说:“我的信誉有着良好的记录“纸上的合同可以撕毁,但签订合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惯例手续。只要有良好的信誉,崇高的威望,才能有做不完的生意,交不尽的朋友正因为包玉刚对信誉的重视,致使一些企业、金融机构对他十分信任,对其实业非常支持。香港汇丰银行负责人曾说,他们所以支持包玉刚是因为“包先生的真诚与信用。他无论是做小生意还是大生意,还钱都非常准时,从来没有推迟还钱,所以赢得了我们的信任。汇丰银行与包玉刚先生的环球航运集团的合作关系是一流的。”包玉刚就是因为有信誉,才能融得大量资金,促使其实业的发展。从上海近代宁波商帮到海外“宁波帮”,始终把诚信作为应遵循的经营规则,诚实守信是“宁波帮”经久不衰的奥秘之一,也是“宁波帮”精神力量的支柱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宁波帮”的经营理念主要表现在创新观、开放观、人才观、惠民观和诚信观五个方面,它有着丰富的内涵。文化精神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和凝聚,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宁波帮”经营理念不仅仅是历史的积淀凝聚,更是时代孕育的精华。我们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宁波帮”的经营理念必须赋予新的内容,产生新的活力,并成为宁波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本文作者系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教授、宁波市海外宁波人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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