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宁波帮、徽商和晋商：谁更强劲？

戴光中

中国古代有徽、晋、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其中以徽商和晋商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纵横商界500年，最后却在清末民国时期，被“宁波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因此，比较研究甬商与徽商、晋商的异同得失，总结其顺荣枯逆、兴衰交替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代“宁波帮”的健康发展，无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徽商素有“官商”之谓，其成功的捷径之一，就是傍靠、逢迎、仰攀封建统治者，通过钱权交易，获得垄断经营权、从中牟取暴利。作为徽商主力的徽州盐商，便大受政策保护，握有垄断两淮盐引的特权。徽商傍靠的封建势力多为“乡党”或“族党”之徽籍官员。徽商重视教育，“富而教不可缓”是其笃信的信条，而教育又是为了学优而仕而官，将来为商贾提供政治后盾。据统计，徽州在明清两代共出401个进士，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15位。这些徽籍官员，便成了徽商营建商帮网络最有效的资源之一。但徽商巴结的目标，甚至是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康熙、乾隆多次南巡，都得到两淮盐商的竭诚报效，捐献百万巨款，承办南巡差务，博取皇上欢心。如乾隆二十七年谕：“朕此次南巡，所有两淮商众承办差务，宜沛特恩，以示奖励。”一批徽州盐商头口均蒙恩晋衔加爵。遇到军需、河工、灾害或重大典礼，盐商对政府的捐输报效更为惊人。据统计，康熙十年至嘉庆九年（1671-1804），两淮盐商以各种名义报效政府的银两达3930余万两、米21500石、谷近33万石。而盐商所获，以嘉庆朝为例，每年行盐1685492引，每引200斤；淮盐在产地的价格是每斤约制钱二三文，运到江西等地.每斤售价六七十文，其销量与差价如此之大，还有什么行业比这更能获取暴利呢？

明代的晋商.也是依靠政府实行“开中法”——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而崛起的，从此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入清之后，更不乏名列皇商、官商之人。山西票号创立后，晋商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1900年庚子事变，慈禧、光绪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晋商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燃眉之急。

1903年3月13日，日本神户华侨在中华会馆欢迎孙中山先生（前排左五孙中山、左六吴锦堂）

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一平遥、祁县、太谷，其存放汇兑各项业务，因而迅猛发展。1906年，日升昌的14个分号共汇兑3222多万两白银，以此推算，全部票号汇兑额应在5亿两左右，其中官款为2257多万两；而存款总额约为5000万两，放款总额在6300万两以上。因此，时人讥日：“山西票号是清廷财政部。”

山西票号出现于道光初年，在一个多世纪的中国金融界占尽风光，却于辛亥革命后，顷刻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其原因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自从山西票号将视野盯住清廷，与官吏和政府结托，大揽政府金融业务、轻易获得丰厚利涧后，它就不再与时俱进，通过金融创新去寻求发展了。这样，清廷垮台它也必然垮台。

作为徽商支柱的徽州盐商，其颓败比山西票号还要早。它好比今天的国营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极重，一旦官方的政策不予支持，很快就垮了下去。道光年间，清政府在两淮实行“改纲为票”的盐法改革，从根本上取消了徽州盐商的垄断特权。过去在纲盐制下，“引商捆盐有定额，行盐有定地，世世相承以为业”，保持着一种垄断地位。可是票盐制废引改票，“票商则纳一引之课，运一引之盐，额地全无一定，来去任其自便”（《皇朝掌故丛编》内编卷十三）。徽州盐商的垄断地位荡然无存，再加上历年积欠课税，被政府抄没家资以抵欠亏，顿时纷纷破产。盐商荟萃的淮安府，高堂曲榭，第宅连云，“改票后不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

徽商与晋商的“官商”地位，注定了他们的历史与内在动力的局限性。

“宁波帮”却与徽商、晋商截然相反，就整体而言，不是“官商”而是“民商”，其本质特征是进步的“民本经济”。他们不仅很少与官府做生意，决非清廷附庸，而且顺乎历史潮流，积极支持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山西票号所以能辉煌鼎盛，其实靠的就是大发“国难财”——清廷被迫签订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然后通过票号支付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但几乎同时，面对列强人侵、国势危殆，甬籍的赵家蕃、赵家艺兄弟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将在法国经商所得的巨额利润捐作革命经费。1907年后，孙中山发动多次起义，均告失败，军费浩大，粮饷无着。赵氏兄弟闻讯，因手头现金短缺，便赶回宁波老家，把大批田产全部低价变卖，以所得现款接济孙中山继续革命。李云书李薇庄、李征五三兄弟，都在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上海光复时，李征五还曾募集兵员，组织光复军，亲自担任统领。虞洽卿则为策动江苏省起义，只身去见江苏巡抚程德全，晓以大义，并如其所求，筹付100万两白银，使江苏把龙旗易为五色旗。因此，完成了现代转型的“宁波帮”，在老朽腐败透顶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之后，取代皇室附庸徽商、晋商而独占商界鳌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徽商与晋商纵横商界数百年，当他们步入20世纪时，都已老态龙钟、暮气沉沉，昔日开拓进取的优秀品质丧失殆尽，雄风不再，抱残守缺，不愿与时俱进、创新变革，难免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商业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茶业是徽商的另一支柱产业。五口通商前，广州一度为西方来华贸易的惟一口岸，在这里从事对外贸易的徽州茶商为数众多。由于当时外国不谙种茶之法，中国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垄断销售的贸易地位，茶商获利颇丰而且容易，徽州流传着一句谚语：“做广东茶发财，如去河滩拾卵石”，因而成为当时我国对外贸易中实力最强的商人集团。但富裕起来的茶商和盐商一样，未曾居安思危，当外国“洋茶”加入竞争后，就没有后发优势。清光绪时，印度、锡兰等国大面积引种茶叶成功，为了与中国争夺国际市场，一方面，这些国家的茶商采用了近代化的工厂生产，使用机器制茶，极大地提高了制茶工艺；另一方面，那些产“洋茶”的各国政府，对茶叶出口采取免税甚至倒补的鼓励扶持措施。与之相比，徽州茶商却仍旧停留在作坊式的手工生产，落后的制作工艺难以保证质量、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而且，茶商宁愿将大量资金浪费于奢侈性享受之中，也不愿进一步提高生产工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借鉴国外机械制茶的经验，明令以机器制造外销茶，但徽州茶商因循守旧，缺乏近代化生产的开拓意识，他们以费多效微为名，激烈反对，此事只得作罢。结果，徽州茶商当然是白取灭亡，“二十年来，以业茶起家者十仅一二，以业茶破家者十有八九。商贾日失志，市肆日减色”。（欧阳昱：《见闻琐录》后集卷二）

清末，晋商中的有识之士也已看出，山西票号的经营机制不如银行先进，当时的鼎盛好比“回光返照”，改革创新已成当务之急。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墨守旧法和顽固不化，以致屡屡失去发展的机遇。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山西票号却拒不奉命。第二年，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也邀请山西票号入股，并请其出人组织银行。

宁绍轮的图片

宁绍商轮公司的船票(www.xing528.com)

北京的经理们多数赞同，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而这些掌权者多鼠目寸光，安于现状，而且刚愎自用，竟复函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不料仍不应召。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经理们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再次落空。接着，辛亥革命发生，如摧枯拉朽，推翻了清政府。山西各地票号却全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损失惨重之极，掌权的保守派这才醒悟，可惜悔之晚矣，组织银行的计划尚未实现，“山西票号”这个名称已成历史陈迹。

“宁波帮”的历史虽然也很悠久，也许是因为少与皇室官府沾边，没有染上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习气，所以在天翻地覆的清末民初，他们能够与时俱进，迅速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以积极奋进的姿态投入到新兴行业。如前所述，他们在金融界主动出击、捷足先登，参与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组建并掌控实权，其表现与山西票商形成鲜明对比。至1935年，国内共有147家民族银行，其中47家由中央和地方当局开设，余下的100家商业银行中，由宁波人独资经营的11家，为主经营的13家，参与经营的28家，占据了半壁江山。上海银行公会的会长副会长，也长期由宋汉章和另一位宁波人盛竹书担任。宋汉章还为中国银行首创了基金制度：每月由中国银行邀请上海总商会、钱业公会等单位，共同检查基金储备情况，登报公布，以昭信用。这一制度，中国银行始终奉行，对于稳定金融事业卓有成效。此外，保险、证券、信托投资等现代金融业，亦由“宁波帮”捷足先登，创造了许多第一。

在其他行业，“宁波帮”也都迅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如由沙船业转向轮船航运业、由成衣匠转向“红帮裁缝”服装业。做买办，从事进出口贸易及其相关的五金、洋布、百杂广货。同时涉足新兴的钟表眼镜行，电影娱乐业，电灯、电话、煤气、自来水等公用事业；还创办了一大批著名的现代化工厂企业，表现非常活跃，卓有建树。

中国的古代商人，从未有过一种终极关怀意义上的职业观念，其根源在于“士农工商”、“重农轻商”的传统经济伦理观。具有社会意义的商业，被说成是一种个人行为，甚至有害于社会发展。作为社会主流意识代言人的官僚士大夫，断言商人的目的就是一心赚钱，使用的手段就是诡诈。而没有发言权的商人，竟也可悲地认同上述看法。这样，商人们虽然为追求利润而奋不顾身，但初衷往往是生计所迫，决非自觉自愿，对自己的职业并无信心，他们的内心深处，更向往文人士大夫的生活。

所谓“左儒右贾”的徽商，看似儒贾并重，实质却是重儒轻贾。“非儒术无以亢吾宗”、“非诗书不能显亲”、“进而为儒，退而为贾”之类的言论，在徽商中间十分流行。全国各地的徽州会馆中，常有“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的楹联，这正是徽商心志的真诚表白。他们业贾致富后，总是让儿孙读诗书，“就儒业”，不惜代价，务求成功。有人作过保守的估计：两淮盐商家庭平均经过二代或三代之后，即非原先同样的社会身份，家庭中的商人成分愈来愈淡，子弟被鼓励读书，最终是从政。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清顺治三年至嘉庆七年（1646-1802），盐商家庭造就了139名进士和208个举人（同时期全国进士的总数是16067人）。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揭示了“天职”观念：“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一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其意是说“天职”观源于信仰，它对为人处世从业提供了最后的基础，让人知道是为了神圣的召唤而工作，尤其是工商业。而徽商重儒轻贾、“商而优则仕”，正是“官本位”的思想在作祟，不把商业视为自己的“天职”，不是为了神圣的召唤而经商，因而也不明白获得财富有什么社会意义，也不可能把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于是，那些等而下之、未能学优而仕的盐商们，只有以挥霍财富为乐趣了。

山西人在儒与贾的选择上，跟徽州人恰好相反：经商致富是光耀门庭，诗书功名一文不值。雍正二年（1724），大臣刘于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人贸易一途，至中材之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大有同感，御笔朱批曰：“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七册）。然而，这并不表示山西人已经把商业视为“天职”，懂得了财富的社会意义，是为了神圣的召唤而经商。事实上，晋商所遵循的，是另一条传统观念——“以末起家，以本守之”。

1902年由严信厚等发起创办的上海总商会

晋商属意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购置土地者更趋普遍。乾隆年间，浑源、榆次二州县富商大贾“且多置买田地”。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荒歉，有恒产之家将地亩贱价售卖，“山西富户闻风赴豫，乘机放价，准折地亩取利”。（《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五五）道光时，长治宋良弼经商洛阳，值岁饥，当地人多鬻出他徙，宋良弼“以贱值得膏腴田数百亩”。曲沃县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阳经商获利几十万银两，购田置地，数年内土地猛增到六百多顷。所以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至清季末叶，晋商虽然形成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这两大劲旅，但最终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势，竟认为再投资不如窖藏保险，干脆用地窖藏其银两或物资。平阳府亢氏，“家巨富，仓廪多至数千”；祁县富商渠源祯，资产三四百万两，而窖藏银两估计达百万以上，其实质也是“以本守之”，可谓地地道道的“土财主”。

反观“宁波帮”，固然也有人购置土地，如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王槐山，据说“骤富”后曾在原籍买下土地数千亩；诚然也有人追求功名，如“翁大丰”之子翁运高，官至内阁中书。但总的来说，“宁波帮”是自觉自愿地把经商当作自己的“天职”，一心一意，兢兢业业，并为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推波助澜，把赢利投向产业，努力扩大再生产。如崇尚实业救国的刘鸿生，十年间先后投资经营火柴、水泥、毛纺、煤矿、煤球、码头堆栈、搪瓷、保险、银行和办公大楼等，投资总额达740多万元，拥有几十家企业的股份，被人誉为“企业大王”。

而更为可贵的是，“宁波帮”认为；“金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们乐善好施，造福桑梓。叶澄衷父子捐银20万两、地30亩，于1901年建成上海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西式学校“澄衷蒙学堂”，培养了许多学者。1907年，旅日巨商吴锦堂捐献巨资，在故乡慈溪创办锦堂学校，被誉为全国办学三贤之一；又重修杜湖和白洋湖四浦、十五闸、二十一桥，使当地20余万亩农田受益。抗战期间，方椒伯、蒉延芳在上海“孤岛”仗义疏财，救助数十万难民。新中国成立后，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的王宽诚，率先为国家代理进出口业务，为内地通向各国开辟航线，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一架。这样的事例，真可谓不胜枚举。而当邓小平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伟大号召后，海外“宁波帮”响应之热烈，实已超越了他们的前辈。宁波蕤尔一地，得到他们的捐资数以亿计，仅世界船王包玉刚及其兄妹，捐资就达7000多万元。包玉刚还以“宁波大使”自居，运用他的影响力，为宁波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当然，这还不算“宁波帮”对全国各地的支援，如邵逸夫捐助内地教育事业，累计已超过30亿港元；陈廷骅捐建希望小学，一次就是600所，还不让提到他的大名。这类事例，同样是不胜枚举的。

通过上述比较，“宁波帮”所以能在20世纪初期后来居上、雄视中国工商界，并在徽商、晋商已为历史陈迹的今天，仍然活跃在海外，继续创造辉煌，其道理也就昭然若揭了。这三个商帮顺荣枯逆的经验教训，很值得今人借鉴。

（本文作者系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宁波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宁波帮研究所所长、教授）

1898年，叶澄衷在上海虹口张家湾（今唐山路）创办的“澄衷蒙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