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光彪：星光灿烂的传奇人生

王耀成

曹光彪

前港事顾问、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光彪一生中有过许多荣耀的时刻，下面三项无疑是最重要的：

1997年8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接见了曹光彪及其子女一行。在会见中，江泽民高度评价了曹光彪爱国爱港、积极支持内地经济建设和科教事业所作的贡献，并希望他和他的子女继承和发扬香港老一辈工商界人士的爱国爱港的优良传统，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祖国的经济建设多作贡献。跟在一大队人里面接受领导人的会见，排着队鱼贯而入、一个一个握手，这样的场面人们大概已经司空见惯；而像这样最高层的单独会见，就显得非常特殊。

1998年10月5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申报，正式批准将该台于1981年11月27日发现、国际永久编号第4566的小行星命名为“曹光彪星”。1999年4月，“曹光彪星”命名仪式在上海举行，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陈良宇等有关领导，以及家乡宁波的代表专程莅临祝贺。从此，在灿烂的星空又多了一颗以宁波人命名的星球。

1997年8月29日，江泽民亲切会见曹光彪

2004年6月5日，全球建校最早的商学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在上海授予曹光彪“沃顿院长勋章”，沃顿商学院院长帕特里克贺克先生亲赴上海主持颁奖典礼，来自世界各地约五百位校友和嘉宾参加是次盛会。“沃顿院长勋章”专门为表彰那些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世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杰出贡献的企业、公共服务和学术界人士。在此之前，仅4名华人获此殊荣，他们是环美家具创始人莫若愚、雅加达三林集团主席林绍良、台湾海峡基金交流会董事长辜振甫以及上海前任市长汪道涵。曹光彪获此殊荣，是因为他“首创1949年后在内地私人投资设厂、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贡献”。

在这些荣耀面前，曹光彪表现得一贯地心平气静。从本质说来，曹光彪是一个务实低调的人。一个身价百亿的企业家，他没有一家上市公司；一个创造了许多第一的成功人士，却从来不喜抛头露面。就在获得“沃顿院长勋章”这次，曹光彪60多年来第一次向记者袒露心扉。当记者问他有什么成功秘诀？曹光彪的回答居然是两条：一条是“不生气”，另一条是“吃亏是福”。正所谓“高僧只说家常话”。

不过，曹光彪的另外一句话却宣示了他更本质的一面。曹光彪说：

“我们的公司叫永新，就是业务永远是新的嘛。”

永新永新，就是要永远地创新！

曹光彪祖籍鄞县下应镇曹隘村，1921年1月2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于上海。父亲曹厚敦，字宗华，小名宽生，由于家境贫寒，12岁到上海谋生，历尽艰辛。到曹光彪7岁时，父亲才与人合伙在上海棋盘街上开了“鸿祥”呢绒店。7岁的曹光彪，放学回来就要帮大人站柜台。人太小柜台太高，够不着，就在脚下垫一张矮凳。

曹光彪17岁时，“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战火波及他就读的明德中学，再加上父亲病重，17岁半正式接手“鸿祥”呢绒店，此时店铺早已资不抵债，存货只值2000多元，而债务高达1.5万多元，曹光彪挺起腰，挑起了这副重担。经过10年的苦心经营，“鸿祥”一跃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呢绒商号之一，员工从5人扩大到500多人，同时在台北、南京、重庆都开设了分店，在上海还建了毛纺厂，生产的鸿祥牌凡立丁、派立斯畅销全国。这时上海解放了，人们时兴穿用蓝卡其和灰布做成的中山装和列宁装，而做西装的呢绒则乏人问津，“鸿祥”的经营也随之陷入困境。

1950年6月，曹光彪只身来到香港，开始了新的创业。起初他开设了一家贸易公司。就在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政府毅然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曹光彪人在香港，但心却向着祖国，他配合润华公司、帮助祖国解决在朝鲜前线志愿军急需的药品等物资，后人将曹光彪的这一举动称作“爱国生意”。做这样的“爱国生意”是要承担极大风险的，当时有人把这种生意叫做“刀头上舔血”。但是“爱国生意”风险虽大，既帮助了祖国，自己也能赚到钱。1953年7月，美国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胜利，曹光彪也结束了与润华公司的合作，重新做起了他所熟悉的的老本行毛纺生意。

曹光彪冷静地分析了香港的政治经济和市场情况，看准后立即抓住机遇，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家毛纺企业“太平毛纺厂”。1964年曹光彪创建了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并适时地把公司业务逐步向海外拓展，在世界各地开设分厂。曹光彪独具慧眼，第一个选择的是太平洋岛国毛里求斯，1975年“永新”在那里设立了当地第一家毛纺厂，继而于1976年增设了一家新的毛纺厂，并逐步在毛里求斯建成了拥有1万多人的基地。紧接着“永新”在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家也开设了多家生产基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永新”已发展为世界最大的毛衣制造商，曹光彪本人也被尊称为“香港毛纺界的元老”，并赢得了“世界毛纺大王”的称号。在经营毛纺业的同时，曹光彪还把业务拓展到航空、地产领域，资产达百亿，成为在香港和世界都有一定影响的跨国集团。

曹光彪功成名就了，但他对事业的追求，正像他给公司起名叫“永新”一样，是永不止步的。最能看出他的品格和秉性的是两件事：一是首创“三来一补”模式——创办香洲毛纺厂；二是创办港龙航空。

正如沃顿商学院向曹光彪颁授院长勋章所表彰的那样，首创1949年后在内地私人投资设厂的事，在当年是石破天惊的。曹光彪回忆道：

“1978年初，中国刚计划实施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开，我已经在珠海投资第一个私人工厂，叫香洲毛纺厂。当时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写了一个计划，投资几百万美元，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只想打破在内地不能开办私人企业的限制。生意由我先做起来，国家政策就会慢慢改变。”

有记者问：当时谁批的？

曹光彪说：“没人敢批！邓小平是同意的，但没有批，我们只是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做下去，做出了“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国家后来才立法（1979年9月3日生效的《国务院关于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我不会说是我发明了“三来一补”，但是我们做了。当时我们只有4套机器，现在厂房还在，已改名珠海永新毛纺厂，现有60套机器。”

香洲毛纺厂从动工之日起，就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特别是港澳台商尤为注意，他们通过多种途径了解情况，但又不好意思（更多的不敢）亲自来看一下。当曹光彪知道这些情况后，认为让他们来看一看极有必要，这对国家吸引外资扩大影响有益，于是他借香洲毛纺厂落成投产之际，邀请了许多外国商务参赞及银行界代表，港澳台人士来珠海参加酒会。但当时的珠海尚未设特区，有关部门对曹光彪邀请这么多国外朋友和港澳台朋友来珠海参加庆祝酒会不敢作主，海关、边防亦不同意境外人士进入珠海。曹光彪向有关部门再三说明，这不是为我个人图名，而是对国家有利，但还是很难说通。此时，正好杨尚昆在广州，曹光彪得知这一消息，即派他的长女曹其真前去拜访，陈述投资香洲毛纺厂的经过，汇报将举行庆祝酒会尚有不方便之处。杨尚昆与曹其真作了亲切交谈，称赞永新公司投资兴建香洲毛纺厂是爱国之举，曹光彪先生的“补偿贸易”是个创举，首肯了邀请外国朋友和港澳台人士参加庆祝酒会，欢迎他们到中国内地投资。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先后授予曹光彪先生“宁波市荣誉市民”、“浙江省爱乡楷模”荣誉称号(www.xing528.com)

有了杨尚昆的首肯，这才有了1979年11月7日香洲毛纺厂盛大的开幕典礼。这天，有500多家厂商代表和新闻记者前来，几十个国家的报纸发了消息，1000多外国朋友和港澳台人士从香洲毛纺厂中得到投资国内的决策和信心。曹光彪用自己的行动向他的同仁、朋友们证明，投资国内不但能收回来，而且前景看好！

实事求是地说，曹光彪创办的香洲毛纺厂.厂不大，但影响极大，波及的面极广，招来了不少来厂参观的人，全国各地、境内境外的都来了，各抒己见.众说纷纭，直到小平同志实地参观考察了香洲毛纺厂后，这才肯定了曹光彪和香洲毛纺厂的作用与历史性的功绩。

但是创办港龙航空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曹光彪曾说过：“创办港龙航空，是我经商创业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和考验。”曹光彪在1984年筹备、1985年正式创办港龙航空，简直是异想天开的事情，因此有说法是当时国务院领导的授意，但事实并非如此。

曹光彪回忆道：“我在1985年创立港龙，是看了中英联合声明，里面有一条关于航空，上面写着1997年以前存在的香港航空公司，可以继续经营下去，但没有写明是国泰，也没有写明只有他一家。当时英国人想写明只有国泰航空公司一家可以继续飞，但中国方面不同意。”

曹光彪想：既然联合声明没有规定只准国泰独家经营，那么我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也搞一个？谁知真搞起来以后，香港政府高层把曹光彪叫去问：谁叫你搞港龙的？曹说是中英联合声明叫我搞的！这一句回答，弄得港府也不好禁止他。但是，很快港英政府控制的立法局（现改称立法会）通过一条法律，规定每一条航线只准一家航空公司飞。这样一来，港龙便只能往中国飞，但中国民航局也不同意，担心这样一来港龙会抢了中国航空公司的生意！没有办法，曹光彪只好请当时管交通的副总理邹家华帮忙，他把内地各个民航局氏都叫来，问他们为什么不让港龙飞？他们说没有不让港龙飞，让他慢慢来吧。

港龙初创，仅有一架波音737型飞机，人们戏称“天上有，地下无”。增加飞机对曹光彪来说并非难事，关键要有航线，没有航线飞机多了也没有用。但当时的事实是港龙只能飞厦门，厦门离香港的距离很短，乘客也不多，明摆着是要亏本的，这样搞了半年多。后来李鹏总理也介入了，情况还是很差，港龙的处境真是内外交困。

在曹光彪的一生中，吃亏的时候很多，赔钱的生意也做过，但整个生意彻底垮台的还未有，总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当然有时候也要讲点“以退为进”之策。比如说港龙的最后出路，便是用港龙的股票去换成中航兴业的股票，中航兴业后面就是民航局，这样做港龙飞内地的航线问题就容易解决了。1992年，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出访路过香港，得知曹光彪创办港龙航空的经历后，挥笔写下“龙腾”二字相赠，以赞扬其胸襟与功绩。曹光彪将此珍贵的墨宝装裱成轴后，挂在他办公室写字台的对面墙上，算是一种慰藉与激励！

这大概就是曹光彪的“不生气”和“吃亏是福”的秘诀所在吧。

成功也好，挫折也罢，都不影响曹光彪“永远创新”。曹光彪还把目光瞄向了高科技企业。他将这方面的投资重点放到了内地，探索将内地的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新途径。1997年3月，他注资1亿港元，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清华永新高科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高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新尝试，这又是一个“第一”，因为这是香港公司第一次涉足高科技产业。很快，公司的第一个项目光纤传输数字化技术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这是一项通过有线电视网传送信息的技术，速度非常快，市场前景非常看好，发展势头也非常良好。

曹光彪读高中二年级时，“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战火烧掉了他的求学梦“回想起这段惨痛的往事，曹光彪说：“是‘八一三’的炮火，断送了我深造的志向，我未能进大学，但我把进大学的愿望留给了孩子们，他们替我实现了理想。”这就是曹光彪热心于支持内地的科教事业的很好的注脚。

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向曹光彪先生颁授曹光彪星（4566）号命名证书

到目前为止，他对内地科教事业的捐赠已逾3亿多人民币。曹光彪对祖国科教事业的捐赠项目，主要分布在浙江、上海和北京，形成了宁波、浙大、上海和清华四个系列。

在家乡宁波，曹家捐资兴学可谓源远流长。曹光彪的父亲曹厚敦事业稍有所成，就在自己的家乡捐资创建了宽仁学校。改革开放以后，曹光彪先生继承了家族捐资兴学的优良传统，先后在祖籍地鄞县曹隘捐资200多万人民币建造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等，并分别命名为“宗华幼儿园”、“宗华小学”、“宗华中学”和“宗华职业中学”等。

此外他还捐资300万元人民币建造了宁波大学曹光彪科技大楼，其子曹其镛又出资100万港元设立“宁波大学曹光彪学生科研奖励基金”。

1995年12月，曹光彪带着自己的儿女们来到浙江大学，亲手把一张1000万港元的支票交到了浙大校长潘云鹤的手中，用于建立一个高科技发展基金，以支持该校的基础科学研究。同时，他还决定每年再捐出30万港元，奖励有突出贡献的青年学者。2000年5月19日，曹光彪先生捐赠1800万港元建造的“曹光彪高科技大楼”在浙江大学百年校庆前夕落成。

“没有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加盟，就不可能创造世界一流的大学。”2002年8月，曹光彪又捐资2000万元人民币，在浙大设立“浙江大学曹光彪高科技人才基金”，随后启动了“光彪讲座教授”计划，支持浙江大学面向海内外引进国际知名学者和专家的一揽子招师计划。为了吸引国际知名学者和科学家到该校工作，浙大每年至少给予36万人民币的高额工作津贴，此外，还将享受每年报销一次往返国际旅费的待遇，并安排其在校工作期间的公寓住房，而高额的人才引进经费就由曹光彪提供。“光彪讲座教授”吸引了包括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教授、著名的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等二十多位杰出的学者加盟，“名师配名校”方略带动了浙大学术研究的“团队优势”。历年来曹光彪对浙大的捐赠，已超过了5000万元人民币。

曹光彪对上海市教育事业的支持主要是捐赠巨资设立“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曹光彪基金”和捐资创办杉达学院。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上海交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8名教授发起创办杉达大学，得到了宁波籍人士的大力支持，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李储文担任学校董事长，原清华大学副校长倪维斗担任校长，而曹光彪则是主要资助人，前后捐赠5700余万元人民币，使杉达大学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全国仅有四所民办本科高等院校之一。

1996年4月，清华大学建校85周年之际，为了支持该校高科技研究，特别是基础教学和科研的发展，促进清华向“综合型、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迈进，曹光彪捐资1000万港元，建立了“清华大学高科技发展基金。”并亲任该基金理事会名誉理事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远程教育”悄然兴起，曹光彪出资150万美元资助建了清华大学远程教育的演播系统；又捐赠5000万元人民币资助清华大学建设综合体育中心，该中心将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比赛场馆之一。曹光彪对清华大学的捐赠总数超过了7000万元人民币。

为表彰曹光彪对科教兴国的巨大贡献，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浙江大学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并聘其为名誉教授；清华大学聘其为顾问教授。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4566号小行星命名为“曹光彪星”，其主要原因，也在于他对科教事业的不懈支持。

（本文作者系宁波市海外宁波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宁波市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