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包玉刚会晤纪实：相谈甚欢

乐承耀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日理万机，可是他在百忙之中亲自接见来自香港各界的朋友，跟他们进行思想沟通，交换意见，并在彼此的多次接触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宁波帮”的著名代表包玉刚就是其中一位。

中央文献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从年谱看，邓小平曾15次会见“世界船王”包玉刚。当我们的视角转向20多年前的峥蝶岁月时，那一幅幅鲜为人知的画面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包玉刚是镇海（今宁波市镇海区）庄市钟包村人。1948年底迁居香港。曾任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香港甬港联谊会名誉会长、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名誉会长等。他对邓小平充满崇敬，一往情深。早在1981年上半年，包玉刚就提出要拜会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为此，六机部和国家旅游总局于1981年6月1日向国务院打报告，建议邓小平同志等有关领导予以接见。邓小平在报告上作了批示，表示：“我可以见。”7月3日，包玉刚及其父亲、夫人和其他亲属访问北京、上海。7月6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名誉主席包兆龙、主席包玉刚一行。邓小平见到包玉刚，非常热情地握着包玉刚的手说：“好吗？”包玉刚连声说道：“好！好！谢谢你。我是一九一八年生，六十三岁。”邓小平拍了拍包玉刚结实的肩膀说：“还非常健壮！”包玉刚也笑着回答邓小平：“邓副主席也是很健康。”

邓小平对包玉刚几年来为国内建设献计出力的爱国行为表示感谢。并就如何发展中国造船业的问题作了探讨。

会见期间，包玉刚向邓小平介绍了自己创业的简单经历。并将捐赠上海交大图书馆的函面呈邓小平。这封函是这样写着：

“敬爱的邓主席：

今年一月在广州与柴树藩副主任当面洽谈，为支持祖国四化建设及教育事业，培养下一代专业人才，由家父包兆龙及我本人、全体家属自愿捐赠一千万美元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新建图书馆建筑费之用，该图书馆将命名为包兆龙图书馆，恳请予以接受。”

邓小平欣然接受了惠赠。在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包兆龙图书馆于1985年10月9日在上海交通大学落成。

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对包玉刚父子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一下子都做，有很多障碍。主要是缺乏经验，缺乏知识。”在短短的38分钟会见中，由于邓小平对世界政治、经济局势作了精辟分析，不仅使包玉刚消除了一些误解，而且增添了对祖国四化建设的信心和热情。

1981年12月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包玉刚和李伯忠。邓小平指出：中国的调整还需要五年的时间。经济建设必须量力而行，必须要稳。真正做到这一点，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快。现在国内的主要问题：一是就业压力大，国家每年要安排七八百万人就业。二是知识不够，我们这样大一个国家，仅司法人员、经济警察就需要一两百万，但一时培养不出来。在谈到香港问题时，邓小平还指出：我们正在考虑处理香港问题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会影响香港投资者的利益。

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的记载，邓小平在1982年9月24日上午，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前途问题交换意见，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下午又会见了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双方进行了亲切交谈。

1981年7月6日国家副主席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名誉主席包兆龙、主席包玉刚一行

邓小平十分关心包玉刚与内地各方面的合作。1984年5月2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包玉刚，两人作了亲切的交谈。邓小平对包玉刚的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同内地方面的合作表示赞赏，并且指出：这种合作很好，要继续下去，还可以扩大。

宁波的改革开放具有两个优势，一是“宁波港”，二是“宁波帮”。“宁波帮”人数虽然不多，但实力却颇为强大。当代的港澳台和海外“宁波帮”，不仅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而且不乏有政界人士、工商巨头、科技名人、社团领袖和社会名流。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把发挥“宁波帮”的优势，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全局的重要一着棋来抓，也把它作为加快宁波改革开放步伐的重要战略举措。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与中央书记处书记们共进午餐纪念“八一”建军节时，关切地询问了沿海14个城市开放的情况。邓小平问：“宁波到底怎么样？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宁波的民航机场要解决，附近的军用机场可以拿出来，交地方使用；要派卢绪章同志去宁波，帮助那里搞好对外开放工作，卢绪章海外有很多关系，他自己也是宁波人，很有影响，让他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后来，邓小平和谷牧会见了包玉刚。叙谈之间，邓小平作出了一个对宁波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他指出：“要加快宁波改革开放的步伐，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派卢绪章去宁波，帮助搞好宁波的对外开放工作。”并指示：宁波的民航机场问题要解决。邓小平的这一决策，使包玉刚久久不能平静，他梦寐以求报效桑梓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被人们称为“政治媒人”的包玉刚，由于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中的作用，被国务院港澳办邀请参加《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观礼。1984年12月20日上午，刚刚参加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观礼的包玉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受到邓小平的单独会见，就有关基本法的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在谈到香港基本法起草问题时指出：制定基本法要征求香港人的意见，但制定的权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有关主权的问题。他还指出，香港人担心的问题，联合声明中差不多都有规定。并指出，港人治港有个前提，港人必须是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一爱祖国，二爱香港。期间，包玉刚向邓小平谈了最近回宁波探亲的情况，以及准备捐资5000万创办宁波大学的意向。包玉刚说：“宁波是我的故乡，我已经四卜多年没有回家了。宁波有一万多平方公里，比香港大卜倍。香港五百五十万人口，有四所大学，宁波五百万人口中，没有一所大学。所以我打算在宁波办一所大学，希望得到邓主任的支持。”邓小平对包玉刚提出的宁波北仑港的建设和筹建宁波大学等表示支持。谈活中，邓小平还接受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的请求。谈话结束后，设午宴招待包玉刚一家。

1985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

包玉刚后来对宁波市市长耿典华说：“仪式（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结束后，邓主任单独接见了我，我向他介绍了回宁波访问和打算帮助家乡建立一所大学的情况，邓主任给我很大鼓励，向我谈了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性，给我启发很大1985年1月4日上午，邓小平听取谷牧汇报14个沿海城市开放以来8个多月的主要情况，在谈到宁波建设问题时，邓小平说：“关于办宁波大学，包玉刚讲，大学归国家办，他出钱，这是件好事。我答应给题校名。你们应该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办好邓小平希望卢绪章与包玉刚利用各自优势，好好合作，把宁波搞起来。1985年1月23日上午，邓小平在听取赵紫阳、姚依林、胡启立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汇报，并就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发表意见。在谈到与外资合作问题时指出：“包玉刚准备出资五千万在宁波办大学，还想投资办钢铁厂，不要让他吃亏，如果有风险，我们同他分担。凡是搞这些投资的人，我们都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如果有的时候必须国家补贴，我们也可以干。”在谈到宁波的开放问题时，邓小平还指出：“宁波的发展速度可能不会慢，同大连展开竞争。发展金三角，如果把上海、宁波连起来，就可以解决上海的许多问题。”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到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议结束后，葛洪升请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要邓小平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葛洪升考虑到邓小平工作繁忙，就特意对李鹏说：“题字写好后请通知我们派人来取。”9月26日邓小平亲笔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并由李鹏交给正在中南海开会的浙江省省长薛驹，附便条说：“薛驹同志：小平同志为宁波大学题写的校名，请交洪升同志，他是否已走？”在邓小平的关怀下，宁波大学的筹建工作非常顺利。1986年9月10日，中外注目的宁波大学如期开学，标志着宁波没有综合性大学的历史就此结束，宁波教育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85年5月21日晚，邓小平又一次会见了包玉刚，并共进晚餐。同年10月25日，邓小平和万里、习仲勋、杨尚昆、谷牧等出席兆龙饭店落成典礼。晚上，在钓鱼台会见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

1986年4月1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在大陆捐资兴学的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王宽诚、霍英东、李兆基、李伯中等人。在与包玉刚等人谈话中，邓小平着重谈了教育问题。他指出：“你们为国家教育事业出了很多力，这是为国家、民族做的好事。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政策上的失误容易纠正过来，而知识不是立即就能得到的，人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这就要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1985年10月，邓小平参加兆龙饭店落成典礼

并指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认为这是长远的根本大计。“现在我们是知识缺乏、人才缺乏，越往前走，这方面的问题越大。同发达国家比较，我们落后很远，但不是一切都落后。我们有原子弹、导弹、氢弹，同步卫星上天，通信卫星也可以出口。有没有不一样，就是有这么几个东西，国家的分量就不同了。但是在许多领域还是落后，要急起直追。”“在高科技领域里要投点资，投资不能太少，起码要做到若干领域里，人家有的我们也有，不一定比人家更好，但要有，如激光、生物工程、粒子束、计算机等。搞这些要利用现有人才，将来香港人才也应该容纳在内，还有海外留学生、华人学者，希望他们出力。”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用于解决祖国和平统一问题。在实践过程中，邓小平不但阐述了一些重大原则，并亲自做香港各方面的工作，在会见包玉刚时，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86年4月21日晚上，邓小平会见包玉刚。在谈话时指出：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不会在香港这么做。对能否实行“一国两制”，总是会有人担心的，其实用不着担心。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是不会不讲信用的。要求他转告香港人士，齐心协力把基本法搞好，前途就更有保证。会见后，邓小平同包玉刚共进晚餐。

邓小平与包玉刚在兆龙饭店(www.xing528.com)

1987年4月16日上午，邓小平接见了包玉刚等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全体委员，对委员们过去一年零八个月中辛苦工作所取得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而且对起草委员会下一阶段匚作提出了重要的原则性意见。他指出：“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介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卜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他还指出：“说不变是两个方面的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

1986年4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为内地捐资办学的香港著名人士（前排左五为包玉刚）

1989年9月28日，邓小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包玉刚

邓小平对于违背“一国两制”的做法是深恶痛绝的。1990年6月II日下午，邓小平再一次会她包玉刚。他针对台湾当局抛出的“一国两府”论指出：台湾最近提“一国两府”，要害是回避了哪个是中央政府，难道能有两个中央政府，这不就成了笑话？所以，“一国两府”实际上是“两个中国”。解决统一问题，只有“一国两制”可行，谁也不吃亏，哪个方面都可以接受，这样全民族就都发展起来了。他还重申中国稳定的重要性。他说：东欧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是搞对了。中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稳定。中国不稳定，世界就不稳定，我跟很多朋友讲过这个道理。所以，香港人应该拥护我们保持稳定，应该举手拥护。对中国、对世界、对地球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就应该理解我们。要向香港的左翼作家、新闻界讲讲这个道理，要在这个问题上造声势。放弃社会主义，中国就要乱，就丧失一切。如果乱起来，中国什么事也做不了。

这是邓小平与包玉刚最后一次见面。

在1988年至1989年之间，邓小平也两次会见过包玉刚，并做了宴请。一次是1988年10月17日，另一次是1989年9月28日。这两次相会也是情意浓浓。

1991年9月23日，恰好是农历八月十六，香港人刚刚度过那象征团圆的中秋节，就在这天晚上“世界船王”包玉刚离开了人世。第二天，邓小平给包玉刚家属发去唁电：“惊闻玉刚先生病逝，深为悼念。先生热心祖国建没，为实现‘一国两制’身体力行，功在国家。希家人节哀珍重！”

为纪念包玉刚与邓小平的密切关系和友情，1999年中秋，包玉刚的长女包陪庆写了一首《中秋思父》的诗：

九年前今日，中秋翌日晨。

先父壮年逝，雄心未全酬。

思其生前作，勒劳为家国。

坚韧排万难，赤手建船务。

短短三十年，国际成名扬。

为港中央联，东奔西跑频。

小平同志结，相会洽谈浓。

八一年初会，市场经济论。

详解开放要，踏入新世纪。

先父慷捐银，邓领政制改。

同心助中国，雄登世贸住。

树同根，水同源，正是由于邓小平、包玉刚那份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与无私的爱，使他们成为真挚的朋友。

（本文作者系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教授、宁波市海外宁波人研究会副会长）

1989年，包玉刚家人与邓小平家人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