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宁波人在日本经营中餐饮维新号

日本东京的中国餐饮（料理）维新号，是一家名闻遐迩的百年老店。创始人为旅日华侨先辈郑余生（1871-1937），宁波南乡杜村（今属鄞州区云龙镇）人，家境贫穷，仅在私塾读过两三年书，迫于生计，17岁时便只身漂洋过海到日本谋生，这一年是清光绪十三年（1887）。郑余生克勤克俭，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终于在东京神田九段下创办了中国餐饮维新号，以后又兼营食品、杂货，业务不断扩大。当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国力日益强盛，中国留日学生很多，其中不少为江浙一带人士，鲁迅、周恩来、蒋介石等在东京时都曾到郑余生开的餐馆就餐。当时留学生黄遵三在日记中写道：“该店主虽自幼失学，但为人忠厚，富救国心，借用‘维新’两字，再后加中国传统‘店’字，正合主人个性，遂以‘维新号’名店。”郑余生为人正派，待人宽厚，恪守诚信为本的商业宗旨，逐步在东京社会树立信誉，深受各界欢迎。遇有留学生经济困难时，也可以先赊账后付钱。他严守商人本分，不赚不义之财。当时东京要物色几家推错麻将牌的商店，维新号被指定为代理人，这是份能获暴利的美差，但郑余生婉言回绝了。他说：“中国深受鸦片和赌博的祸害，日本不应该仿效。”显示了他重义轻利的一身正气。郑余生在日本经商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1933年他62岁时，将维新号业务传给四子郑勇昌，自己回到宁波乡下安度晚年。1939年夏病故，享年69岁。

郑勇昌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生在东京的第二代华侨，早年在日本接受教育，为了弥补中文基础的不足，1922年15岁时特地到上海澄衷中学就读。1933年他遵照父亲意愿，接管维新号业务后，能继承、发扬老一辈艰苦朴实、诚信为本、优质服务的经营传统。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不少在日华侨纷纷回国，郑勇昌也想回来，因为留在日本前途难卜，但想到维新号创业艰难，一旦弃之愧对父亲。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继续留在东京，支撑至抗战胜利。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形势发生变化，1948年他又在东京银座开设了维新号新店，除供应正餐外，兼营点心面食，自制的维新包子闻名东京，成为银座的名特产品。

解放前，祖国落后挨打，华侨在海外也低人一等受人欺辱，新中国成立后，郑勇昌对人民政府寄予厚望。他曾深有感触地说：“清朝腐败，丧权辱国；民国以后军阀混战、贪官成群，民不聊生。今番共产党打下天下，中国是否有希望就看这一朝了。”1949年他的长子郑双榕随航空公司撤退到香港时，郑勇昌力主应该回国去，代表家属一员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他说：“如果也到日本来，虽然一家人能够团聚，但最多不过多开一家餐饮店。”长子旋即参加两航起义，回到祖国，在北京中国民航航空器材公司工作到退休。

郑勇昌在当时东京华侨中文化程度较高，精明能干，又热心侨团工作，担任东京华侨总会理事，有一定声望。有人打算推举他担任会长，他认为祖国必定要统一，台湾迟早会回归祖国，当时会员中台湾籍者过半，会长还是由台湾籍侨胞担任有利于沟通和团结。他坚持让贤，固然与他不重名利、喜欢实干的个性有关，从中也可看出他以事业为重的风格。他非常关心华侨子弟的教育，积极筹建并被推举担任四谷华侨中小学董事长（校长），明知这是件既要出力又要出钱的苦差使，却非常乐意去做。从选择校址、聘请教职员到制订教育计划和学校规划，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为了使校产能正名合法，还亲自去办理财团法人的过户手续。

1950年5月，为了敦睦乡谊，团结同乡，重新成立宁波旅日同乡会。成立大会就在神田维新号举行，郑勇昌被选为副会长，1954年3月起任会长。同时他在东京华侨总会长期担任理事、常务理事，还曾担任过东京华侨总会中文报纸《侨声报》的主持人。50年代初，宁波东乡几位渔民在海上遇难，飘流到日本，语言不通，举目无亲。他得到消息，马上通过日本红十字会为他们办理了上岸手续，给他们安排好生活，帮他们发电报让家属放心。当这批渔民回国时，再三向郑勇昌道谢，到宁波后又去他三哥店中致谢，当时宁波的报纸也刊登过这条消息。但在郑勇昌看来，这些都是他为同胞、为乡亲应该做的事情，不需要感谢和扬名。在新中国与日本政府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大陆访日人士大多通过民间渠道，用红十字会或人民团体的名义，而国民党台湾当局与日本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情况较为复杂，为了保护访日人士的安全，郑勇昌等旅日爱国华侨和华侨社团总是热情接待、尽心照顾。对50年代回国的华侨和留学生，也都给予各种关怀和帮助。

郑勇昌摄于日本东京都练马区中村南别墅

1961年，郑勇昌第一次回到解放后的祖国探亲观光，并应国务院侨办邀请参加国庆观礼。那时正值三年暂时困难，海外反华、反共势力乘机造谣诬蔑、恶毒攻击。当他看到中央领导同全国人民一样吃定粮供应、一样过艰苦生活，新旧社会一对比，看到了人民政府的巨大凝聚力，他感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在北京，他与尚未建交国家的华侨代表一起受到陈毅、廖承志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廖承志同志又特地为他在家里设宴欢迎并促膝长谈。回到日本后，他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告诉关心祖国、关心在大陆亲人的华侨同乡，以打消他们的疑虑。为此，他受到了来自国民党台湾当局“驻日大使馆”的干扰和亲台势力的排挤，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他表示，现在国家有困难，我们更应该多关心、多去看望，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从1961年到1990年，他与夫人严定仙先后回国观光、探亲和应邀参加国庆观礼近20次，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和款待。1988年，他还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接见。在此期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祖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他深为祖国面貌的巨大变化和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而欢欣鼓舞。

郑勇昌夫人严定仙（1908—1991），宁波南乡钟公庙严家村（今属鄞州区钟公庙镇）人，1939年随丈夫移居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致力于筹建东京华侨妇女会，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对国内访日人士和团体都给予热情接待、精心照顾。1956年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曾多次组织华侨妇女回国观光旅游。她热心公益事业，华侨生活有困难来找她，必定尽力相助。1977年她70岁生日时，决定不办庆典，将节省下来的钱，买了彩电和毛毯赠送给宁波福利院的孤寡老人。1987年她80岁生日时，又决定不办庆典，捐款500万日币用于扩建她叔父严康懋创办的、她的母校康懋小学。遇到国内发生各种自然灾害，郑勇昌、严定仙一家也都有捐赠，以表达对祖国、对同胞的一片心意。(www.xing528.com)

郑勇昌于1976年又开设了以经营中国高级餐饮为主的赤坂维新号，并筹划将几家维新号联合起来成立公司。1978年起退居二线，将经营业务传给四子郑东静和五子郑东耀管理。1996年在东京病逝。郑勇昌共有5子2女，除郑东静和郑东耀外，长子郑双榕一直在国内民航部门工作，现居北京；次子郑芝珊留学美国，毕业后在一跨国大公司任高级设计师，退休后居住美国，宁波启新绿色世界高尔夫俱乐部就是他负责设计的；三子郑志勋已亡故；长女郑雪瑛现任东京华侨妇女会会长，她的丈夫张珑堂，1927年生于日本东京，宁波南乡桃江（今属鄞州区钟公庙镇）人，现任东京华侨总会常务理事、留日华侨浙江同乡会会长；次女郑惠瑛与丈夫宋福德现居香港。

郑东静1943年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化学系；郑东耀1945年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上智大学文学系，又留学比利时。这两位出生在异国的第三代华侨，从小就在东京华侨中小学读书，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其后又经过高等教育，到接管维新号业务时刚30岁出头，年轻有为，思想开放。1978年成立维新号餐饮公司（株式会社）后，由郑东静任社长，郑东耀任专务董事长，当时正逢日本处于70-80年代的经济蓬勃发展时期.他们抓住机遇，扩展业务。到1982年，为加强对点心业务的管理，开设四谷维新号，建立包子点心工场，除银座维新号为满足老顾客要求仍以传统手工制作外，工场以机械化操作为主生产包子和点心，供应维新号各餐馆；并在东京都内各大百货公司设立点心代销点，扩大销售渠道。1988年、1989年，相继在东京新宿开设新宿维新号、在银座华侨总会大厦一、二楼开设银座维新号别馆。1990年，成立以轻食茶座为主的餐饮子公司。1994年，在东京二子玉川开设点心茶室玉川店。1996年开始向其他城市发展，先在横滨开设点心茶室大上岗店，第二年又在京都火车站大楼开设点心茶室京都店。1999年，配合神户地震灾后重建，开发关西地区业务，在国际会馆开设了点心茶室神户店。东京的业务也有新的发展，2001年先后开设了点心茶室吉祥寺店和杏花点心茶室店，2004年又开一家点心茶室日本桥新馆。

经过一家三代人在海外100多年的艰苦奋斗，现在，维新号餐饮公司包括各分支店及子公司已发展到13家（不包括设在百货公司的代销点），形成了一个由高级、中档、大众化多层次组成的餐饮制作、销售体系。目前日本经济不景气，市场供销额大幅下降，同样也给餐饮业造成了经营上的困难。维新号凭借百余年老店的良好信誉和以诚信为本的经营宗旨，发挥高级、中档、大众化不同层次餐饮优势，将经营重点转移到大众化薄利多销、供应快速、保证质量的产品方面来；同时抓住传统经营特色不放，坚持在原有优质服务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拳头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占一席之地。

郑东静、郑东耀等第三代海外宁波人，能传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关心祖国和家乡建设。郑东静现任东京华侨总会及留日华侨浙江同乡会理事，经常回国观光、探亲，2001年曾应邀与在北京的大哥郑双榕、在美国的二哥郑芝珊一起回到家乡参观启新绿色世界高尔夫俱乐部。郑东耀现任东京四谷华侨中小学理事，也多次到过家乡，2003年1月还曾陪同日本客商到宁海订购木器。

（本文作者系郑勇昌先生长子）

1989年郑勇昌孙女结婚时合影（前排右一郑秀昌、右二严定仙；三排右三张雪英；后排右一郑志勋、右二张珑堂、右三郑志珊、右四郑东静、右五郑东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