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创业故事「宁波商人与香港经济繁荣的创业故事」

金普森

香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还是疮痍满目，市面显得冷落甚至荒凉。但是在近半个世纪中，香港在经济上一跃而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究其发展的原因，并不是英国殖民当局恩赐的，而是香港同胞所创造的。香港今日的繁荣，与广东商人、浙江商人，特别是与宁波商人所起的重大作用是分不开的。

香港向来是浙江商人，特别是宁波商人的聚集重地，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宁绍同乡会组织。抗日战争胜利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由于社会环境的剧变，大批的浙籍文化人士迁徙台湾，而大批浙籍商人辗转到香港，因而，1947年组织了苏浙同乡会，1967年又有宁波旅港同乡会。而后浙江各地、市旅港人士分别组织了同乡会，至今香港有16家浙江籍同乡会组织。香港回归祖国前夕，又成立了旅港浙江籍同乡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旨在加强浙江旅港人士的团结，为香港繁荣，为回归后浙港合作，以进一步推动两地经济的繁荣。

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被日军侵占，遭受日军的多年蹂躏后，经济更为萧条。正在此时，一批宁波商人进入香港.为香港企业界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从而推动了香港经济的起飞。

定海商人安子介，针对香港的特点，提出了香港的经济发展理论，成为整个香港经济发展的起点。他早年学经济学，1939年到香港从事国际贸易。太平洋战起，他回到重庆，完成巨著《国际贸易实务》。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先到上海而后又到香港，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渠道，阐述香港的经济发展理论。他的理论要点是：香港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航海要冲，背倚中国内地，面临世界各国，在地理上具有独特的优势；香港是弹丸之地，资源短缺。如何谋求发展？他主张应先发展进料加工的轻工业，然后转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工业，形成以加工为中心的工业基础，从而带动交通业和金融业的起飞。安子介的理论，逐渐成为香港人的共识。他身体力行，从创办纺织厂，投资九龙公共汽车公司开始，到1969年成立南联企业集团，拥有工人1.2万人。从香港经济发展过程看，恰恰是照安子介所阐述的经济理论发展的。

王宽诚出生于鄞县宋严王村。1946年内战重起，社会动荡，物价飞涨，他下决心迁往香港。1947年8月，他从上海举家抵香港后，设立了维大洋行有限公司，又办了幸福企业有限公司等各种企业，经营范围从百货、食品、材料加工扩大到地产、船务、国际贸易，井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开展商务活动。王宽诚的事业，促进了香港的繁荣，而他本人也一跃而成香港豪富之一。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三部分，而开发新界的带头人就是宁波人邱德根他在1948年偕妻前往香港，在新界荃湾住下。当年新界的荃湾还是个穷乡僻壤。从靠租下一家戏院改造成电影院而起家，经过十几年的经营，于1959年在荃湾创办了一家远东钱庄。又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终于使小小钱庄发展而成远东银行。有了资金，他大胆地购买新界地皮，建造了10多家乡镇电影院，1963年建造了荃湾华都大厦，成为香港一大物业发展中心。邱德根以远东银行为依托，创办了远东发展公司，兼及面粉、地产、旅游、服装等，成为一个多元化企业集团——远东集团。他以新界为基地，又向北美、西欧发展。邱德根开发了新界，促进了香港经济的繁荣，正如他自己说的：“做了开荒的牛。”

纺织业是香港的主要产业，是带动其他产业的“龙头”。1949年前后香港纺织业奄奄一息。正在此时，在上海的宁波纺织业主迁到香港，厉树雄、陈廷骅、包从兴、王启宇和王福元父子、曹光彪等就是重振“龙头”企业的杰出代表。厉树雄抵港后，力促纺织厂参加了联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联营，防止各自削价竞销，到1952年，香港纺织业重新勃兴起来。被列为香港大富豪的陈廷骅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宁波去香港定居的。他乘香港纺织业走出低谷重新勃兴之机，组建了南丰纺织有限公司，并发展成南丰集团。不久，南丰集团跃居香港纺织业之榜首宁波庄市包从兴的友宁纺织投资公司、镇海骆驼赵安中的荣华纺织有限公司，不仅在香港谋求更大发展，而且瞄准世界市场，分别在南亚和非洲开设纺织厂，跻身于有影响的跨洲际纺织集团“定海白泉的王后宇、王福元父子，从办染织厂、香港纱厂起，又创办了怡泰、福基两家制衣厂，最后形成了怡泰制衣集团，其名牌“雪褛”，为世界一流产品。(www.xing528.com)

与海洋打交道，也是宁波商人的特有才能。无论古代、近代，宁波商人在航海事业上均有建树；到了现代，宁波商人以香港为基地，建立起了“海上王国”。包玉刚成“世界头号船王”，董浩云也戴“世界船王”桂冠。董浩云是回归后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出生在定海县城一个五金商人的家庭。当年在定海中学读书时，他就说：“地球四分之三是海洋，我要像郑和那样有雄心征服海洋。”董浩云为达到他少年时立下的宏愿，可以说屡仆屡起，数遭挫折而获得成功的。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国航运公司，1949年离开上海，在香港组建金山轮船公司，而后发展成拥有多家航业公司的董氏航运集团。董浩云在50年代苏伊士运河事件、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抓住机遇，大胆投人，使自己的航运事业获得大发展，拥有油船、集装箱船、客船等110艘，总吨位达1300万吨。此外，他力求事业的多元化发展，投资码头、货仓、保险、房地产和金融业，1974年在旧金山开办了美国亚洲银行，1979年又成立国际合众银行，使自己的各项事业互为依托，协调发展。

宁波商人还在香港建立了“影视王国”，除了邵逸夫的邵氏兄弟电影制片厂、邵氏影城，还有袁仰安的“长城”、“凤凰”电影制片厂，又有邱德根的“亚洲”电视台。

上述仅是宁波商人旅港创业的几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出宁波商人在香港经济中所处的举足轻重地位，也可以窥见宁波商人为香港经济的繁荣所起的特殊作用与贡献。

宁波商人在香港取得这些奇迹般的成功，有香港的地理优势，他们以香港为基地又以香港为跳板，向世界各地发展，不仅使香港更趋繁荣，而自己的事业也越来越发展。奇迹的出现，更主要的取决于宁波商人特有的企业家精神——胆识、诚信、毅力和善于思考、把握机遇。

宁波商人在香港创造了辉煌业绩，但他们情系大陆，素重乡邦之谊。从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积极回大陆、回家乡投资，创办实业，兴办教育及其他福利事业。香港回归，给浙江的发展，给浙港两地的合作与共同繁荣带来了新的机遇。香港的宁波商人仍以香港为基地，向大陆、向世界发展，一定会在香港、在浙江及国内外各地开创更大的事业。

（本文作者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