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人在西南区域的业务拓展

乐承耀

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重庆辟为通商口岸，以重庆为中心的我国西南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贸易有所发展。不少浙江商人在那里开展经营活动，但多数是宁波人。尤其是抗战期间，随着上海的大批工厂内迁，宁波商人在西南商务活动相当频繁。

重庆是西南的战略要地和重要市场。随着重庆的开埠，吸引着宁波商人到那里办实业。抗战爆发后，一批著名的宁波商人及其企业内迁重庆，为重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刘鸿生于1938年秋，在重庆李家沱创办中国毛纺厂渝厂，厂房面积约114亩，1942年开工。自1940年12月开始，刘鸿生在其四子刘念智的协助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又先后创办了华业和汜火柴公司、中国火柴原料厂、中国毛纺织厂以及磷厂、洗毛厂和电力、给水、制帽公司等企业。其中和记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资本25万元，由大中华火柴公司九江裕生火柴厂迁川设备和部分原料作价与重庆华业火柴厂合作改组而成，刘鸿生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9年6月开工生产，年产火柴2000多箱。

胡西园1937年年底到了重庆。1939年他在重庆设立中国亚浦耳电器厂总办事处；同时把湖南辰溪亚浦耳电器厂分厂迁到重庆，利用这些设备.并集股300万元，于1943年4月在重庆沙坪坝创办了西亚电器制造厂，自任总经理兼厂长，生产电光牌电灯泡，每日最高产量达到1万只，山城重庆从此有了自己的灯泡厂，西南各省的大中城市也都用上了西亚厂制造的灯泡。1944年冬，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举办内迁工厂产品展览会，向各界汇报迁川工厂在抗战时期的成果，胡西园的中国亚浦耳厂产品受到好评，重庆西亚厂生产的可乐泡、氮气泡是佼佼者。西亚电器制造厂从而成为西南电灯泡厂设备最完善、出品最丰富之一家。胡西园、胡元佐等还于1943年在重庆创建新源炼油厂，资本实收股本300万，胡西园、胡元佐为常务董事。金涧庠在重庆建有后方造纸厂。任士刚的五和织造厂在重庆也有分厂。

尤其在抗战期间，宁波实业家在上海经营的重工业纷纷迁到重庆。大鑫钢铁厂，成立于1933年，由宁波实业家余名钰参与投资。1937年7月从上海内迁重庆，11月与重庆民生实业公司合资经营，更名渝鑫钢铁股份有限公司。1938年2月，在民生厂的德土古仓库基础上建厂，设机修车间与翻砂车间，并先后设立机器、木工、炼钢，锻钢等分厂，成为后方最大的民营炼钢厂。1938年至1939年，渝鑫厂以制造军火为主，生产炸弹、手榴弹和山炮。1939年后，该厂转为民用生产为主，生产竹节钢地轴钢及方、圆钢轨，还生产车床、油压机、制钉机、螺杆压机、拉丝机等。1940年有资本200万元，1943年增资为1000万元“1939年到1945年间，共生产钢6057吨、铁5886吨。这一期间，余名桂等人还投资400万元，在重庆开办中国金属制片厂，成为渝鑫钢铁厂的附属企业。到抗战胜利前夕，渝鑫钢铁厂在后方有占地百余亩、厂房20多幢的总厂外，还有分厂5处，投资有关事业4处。从而引起中共领导的高度关注，1942年1月，周恩来曾经为该厂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匚业，渝鑫钢铁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叶友才的华生厂也于1938年武汉失守前迁往重庆，在南岸大佛殿圈地建厂房恢复生产。当时有机床百余台，职工200多人，生产变压器、发电机、电扇及军用品等。除由工矿调整处订购外，直接供给各地电厂及工矿企业，成为当时大后方惟一能生产50匹马力的发电机的工厂。由叶友才任董事长兼经理的华成电器制造厂，也由衡阳迁至重庆，成为当时国内产量最高、品种最多的电器厂。1938年2月，虞洽卿的三北机器厂在重庆江北设厂，3月开工生产，全厂职工160人，多数为随厂内迁的熟练技工，业务以修理船舶为主，兼营制造机器零件。

清末民初的重庆

在重庆也有宁波实业家创办的化工业。中国化学工业社在重庆设立分厂，所生产的三星牌蚊香、三星牌牙膏以及调味粉等畅销西南各地。1939年，沈佐卿与人合资的中国造酸厂在重庆创办，主要是生产浓硫酸、蓄电酸及各种化学剂。谢济川等人在重庆创办的大新工业公司，设在重庆民族路182号，主要生产经销的商品有顶好牌肥皂、椰子爽身粉、椰子发油、揶子霜、狮王牌药皂等；兼售碳酸钙等各种工业原料20余种。

宁波商人在重庆经营营造业的主要有李祖贤的六合公司，地址在第一模范市场；范文豹的建设工程公司，地址在望龙里；俞耀庭的柏龄营造厂，地址在中正路；张来宝的张来记营造厂、郑胜丕的大福营造厂，都设在民权路。这些营造企业业务看好。

抗战期间，宁波商人虞洽卿在重庆航运业也是比较成功的。1941年春，他离开上海经香港到重庆后，向通惠公司购进“长通”、“涪通”、“渝通”3艘轮船，改名为“渝丰”、“涪丰”、“寿丰”，另购进“大东”轮改名为“蜀丰”，在后方重建三北公司。并于同年开始在川江营业，虞洽卿仍然担任总经理，整个公司约有50多人，有小轮4—5艘，航行于重庆到叙府、万都之间，成为四川地区的15家轮船公司之一。虞洽卿在重庆还与王晓籁等筹资20万元合组三民运输公司，自任总经理，从国外购买大型卡车数十辆.从事物资运输。1942年日军侵入缅甸，仰光、曼地勒、腊戍等战时货物集中地物价猛跌，虞洽卿又与滇缅公路当局合组三北运输公司，从国民政府财政部借得一笔外汇，在香港购买载重三吨的卡车300辆，从仰光贩运大后方急需的汽车零部件、五金器材等。1945年，虞洽卿的三北轮船公司在长江一线航行，有16艘轮船，总吨位为12418吨。

在重庆，宁波商人经营的商业，涉及五金、百货、钟表、银楼、服装等行业。资料显示抗战期间有不少宁波商人在重庆从事五金业，五金业作为兵工材料之需，十分兴盛。1941年《宁波旅渝同乡会会刊》登载的《宁波旅渝之工商界》一文，就记载了当时有顺记、义记、永茂、同济、永利、晋记、裕昶、裕生、永记、裕记、瑞记、祥源、泰隆、国孚、森茂、昌贸、立大、昌记、瑞昌、良记、鑫记、新泰、大中、一大、群益、炽成、福和、裕和、芙生、大康、中孚、西南、华泰、美昌、宜顺泰、乐美兴等五金号与五金公司。其中在重庆林森路经营的有21家；在陕西路、莲花街、望龙里、保安路、临江门、民族路、至城路、大华西街、美丰大陆南岸、南岸下浩也有五金店。

广大华行在重庆旧址（今重庆民族路117号）

重庆也是宁波商人经营服装的重要地方。据《宁波旅渝同乡会会刊》记载，1941年重庆有华丰、王荣康、青年公司、格罗斯多夫、合兴祥、南山、富隆、唯美、王顺昌、芳记、泰康、华商、四良服装部、泰山、惠利、华利、国际、上海公司、新生商店、祥兴等20家经营服装的商号。另有环球、中华、华兴3家帽业公司和中国皮鞋公司、立丰皮带厂等皮革行业。这些商号主要在重庆的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及陕西路等地经营。由于做工精细、式样新颖，深受顾客欢迎。1933年8月9日《南京日报·重庆版》第3版上就登载一个广告：“王荣康西服店，特聘沪港技师，精制时样西装。”王荣康西服号原系奉化人开在上海南京路的西服名店，还有南京的李顺昌洋服店、上海王宏卿的华商被服厂、汉口的衡孚呢绒店等，在抗日战争期间，都曾一度迁往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后，陆续返回原地营业。

当然，宁波商人在重庆也经营百货业。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后，镇海人王性尧从上海到重庆继续从事国货业，国货公司在重庆设立西南业务办事处，经营批发、零售国货业务。

重庆的亨得利钟表眼镜行由宁波人王仁慈等设立，抗战期间为亨得利的总店，店址位于民权路15号，还设有分号，经营各式钟表、眼镜，并代客修理。定海人王光祖于1915年在镇江创办的亨得利钟表店，在重庆也有分店，其款式新颖，质优价廉。还有不少宁波人经营的商号在重庆设有分号。比如，周宗良的谦和总号在重庆设有分号，销售颜料。

宁波商人擅长银楼业的经营，以上海为最盛，但在重庆也不少。慈溪人王春纬与黄四海、陈祖贤、董永甫等人合资创办的杨庆和银楼，店址位于中正路130号。1941年前后，郑祖贤在民族路经营老风洋银楼，陈隆方、谢继纲、周立方及潘述年分别在林森路开设老庆和、天宝、庆福星银楼，张锦泉在小木梁子经营凤宝银楼，吴正方在民权路经营信源银楼，吴梦卿在保安路经营老天宝银楼。此外，郑崧皋、郑红圻、马兴化、陈振全等人创办了老同震银楼，店址在民权路26号。另有重庆宝盛银楼，原业主为盛楚舫.后由方允文接盘，1943年开业，其地址在莲花街林森路70号。(www.xing528.com)

在重庆还有宁波人从事的金融业。四明银行在重庆设有分行，不少宁波人在那里从事经营管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勾结日本人，胁迫宁波商人俞佐庭出任伪中央储备银行要职，俞不愿附逆，俞佐庭及其弟俞佐宸一起离开上海，绕道香港，到达重庆。俞佐庭受重庆四明银行董事长吴启鼎的聘请，任该行私股董事。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宁波出版商在重庆所经营的出版业。曾任光华书局和现代书局经理的镇海人张静庐，1935年为了公司需要，独自到四川拓展业务。后回上海创办全国百家杂志公司，即上海杂志总公司，实行专业化经营道路。卢沟桥事变后，他南下重庆，管理分公司的业务。在重庆，他出版了一系列抗日的书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43年，张静庐在重庆联合13家出版组织成立新出版联合总处，张静庐担任联合总处总经理。同年8月，发展到33家。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后，周恩来把这位享有盛名的出版家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对张静庐说：“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贵出版社出版的书，你的影响还挺大的嘛.希望你以后继续多出书，出好书。”

西南的四川在明清时期就是宁波商人重要活动区域。嘉道年间慈溪商人董承宽，“法计然策，游历四方，上瞿塘，溯巴峡，既望蜀道之难，复出山海关之辽阳、塞外”。董尔琦也“仿计然策，跋涉数千里，吴、楚、蜀、晋诸省靡不遍历”。这里非常明确，宁波商人的足迹已经遍及四川。到了近代，宁波商人进一步加强了东南沿海地区同四川的联系。他们从四川贩运大麻、川芎、贝母等药材以及香菇和麻药到宁波，并由宁波出口到其他地区。

比如，川贝是上好的药材，宁波商人每年从四川贩至宁波，价值为每担120两，而浙贝每担仅5银两，川贝价格远远超过浙贝。同治八年（1869），宁波进口川贝38担，计值4600银两。川芎（西芎）根茎入药，有调经、活血、止痛作用。宁波商人在1870年从四川贩运宁波550担，计值4600银两。《浙海关贸易报告》也记载：“贝母主要来自四川，与浙产有很大差异，价值每担120两。”“本年（1870）真菌进口2578担，计值51766银两，而去年为1760担，计值35000两。是类真菌均来自四川和云南。税则所指真菌乃是指木耳之类。”“宁波当今所进口的大麻几乎都是从四川来的。”

宁波的余姚、慈溪盛产棉花，宁波商人从四川贩来的药材、木耳的同时，把宁波的棉花运往四川。浙江海关税务司包腊在报告中就提到：同治八年（1869），“上海总商会代表说到宁波棉花已打入四川市场”。

特别是到了抗战前后，宁波商人到四川除了商贸外.还开办实业。由乐振保等宁波商人投资的中国工业炼气公司于1933年在上海创立。这是我国近代民族资本中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炼制氧气和乙快的工厂。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该厂将部分机器设备内迁，在四川泸县建立炼气厂，制造氧气，供给后方。胡西园在四川创办了新亚热水瓶厂、开远松香厂、开泰化工厂等企业，一度还被推举担任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及该会所属工业经济研究所主持人。1939年9月，大中华火柴公司又与川黔火柴工商业联合会筹资本30万元，创办中国火柴原料厂股份有限公司，刘鸿生任董事长，制造厂设在四川长寿。1940年1月该公司增资为100万元，1940年5月该公司在重庆成立本部。1939年5月刘鸿生又发起创办中国毛纺织厂，厂址选四川巴县李家沱工业区，占地113亩，1940年1月公司正式成立，资本400万元（其中经济部100万元）。该厂机器设备部分来自上海章华毛纺织厂，部分购买自英国、上海、香港，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都从上海招来，包括上海章华毛纺织厂的原班人马。

也有不少宁波商人在云南、贵州经营企业。云南尽管离宁波较远，早在同治年间.宁波商人就从云南收购木耳，运往宁波，除本地消费外，还远销其他地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方液仙在昆明创办了中国国货公司，积极推销国货。抗战期间，奉化商人经营的李顺昌西服号在昆明就有分号设立。

“七七”事变后，上海的大批企业内迁，进一步加强对云南的投资。1940年，刘鸿生的中国火柴原料厂在昆明设立分厂。

宁波商人在云南还开设药店，批发、错售药材。史致富在昆明就设有支店，批发和零售各类药品。卢绪章在昆明开设“中和大药房”。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卢绪章的广大华行也在昆明设立了分行。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迁都，上海许多工厂、机关、学校迁到昆明等西南大后方，全国各地到昆明开设诊所和医药商店的也日益增多，这对广大华行经营西药和医疗器械销售业务是个极好的商机。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卢绪章的广大华行决定在大西南后方设立据点，并把地点选在昆明，因为昆明是国际通道，经香港、经越南海防都可以畅通，不会因战事中断交通。

1938年春，卢绪章派田鸣皋和郑栋林经香港到达昆明，积极筹建广大华行昆明分行。在上海的卢绪章配合下，与昆明惠诚公司、元利行、公兴昌五金号、上海海普制药厂、中华医疗器械公司、英商伊文思药厂、美商雅培药厂、英商依尔福化药厂和美商科发药厂等企业发展了良好的代理业务合作关系，又吸引了惠诚公司的1万元投资；还和一些客商建立了在云南昆明和西南地区的错售合作关系。1938年1月28日，广大华行昆明分行在昆明护国路14号正式开业，登记资金为5000元，由郑栋林任昆明分行经理，田鸣皋返回上海。1938年12月24日，卢绪章又调张承利到广大华行昆明分行负责财务工作并任协理，主持昆明分行的日常业务工作。

正是由于卢绪章等人的努力，广大华行昆明分行在特殊的国内局势变幻中抓住了有利的商机，发展很快，到1939年7月，职工人数由开始时的六七人扩大到20多人，并且设立了运输部、西药部。昆明分行开办头两年，在昆明的十几家同业中，已挤入中型企业行列，营业额不断上升，赚了不少钱，为党提供了活动经费。卢绪章还先后结识了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诸如中央储蓄会昆明分会经理张军光、昆明市市长裴存藩以及云南省商会会长严燮成、昆明商会会长周润苍和当地金融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使广大华行作为党的秘密机构在后方建立了一个重要据点。

贵州经济比较落后，但资源丰富，宁波商人抓住一切机遇，对贵州进行开发。刘鸿生的中国火柴原料厂开工不到2年，就在贵阳设立氯酸钾分厂，由刘公诚任厂长。也有不少宁波商人在贵州从事经营活动。1941年，卢绪章派张先成去贵阳开设商行，当时，卢绪章对张先成说：“目前广大华行自身财力有限，直接去贵阳设立广大分行的资金是有点困难，但贵阳这个点又必须设立的，这是党的工作需要，你是否先到衡阳中央信托局去找地下党员程思树同志，联络一批志愿合作的人，把广大华行在贵阳建立据点的事搞成功。”以后，经过张先成、程思树、包玉刚及包玉刚的一个朋友4人合作，各出资25%，在贵阳开设“中美商行”，经营日用百货、服装、化妆品等，由张先成任经理。1933年，史致富开设万国药店，在贵州设有营业处，销售上海各大药房及信谊、新亚等药厂生产的药品，同时经营医药用器械。

总之，宁波商人对贵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本文作者系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教授、宁波市海外宁波人研究会副会长）

20世纪20年代的昆明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