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帮推动湖北现代工商业的崛起

徐凯希

湖北武汉是近代“宁波帮”商人主要的活动区域之一。五口通商前后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借助湖北良好的区位优势和精明的商业头脑，活跃在近代工商业的各个领域，为当地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湖北水运素来发达，沿江市镇皆由水而兴，因商而盛。1861年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后，成为楚中第一繁盛之处，位列四大商业名镇之首。“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活跃的客籍商人始终是推动武汉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

早期汉口商帮中贸易额最大者，当属宁波、广东等地客商。其中“尤以宁波商人为最。此等商人往往卸卖货物后，便购货以归……凡汉口特有之物，无不买入，或更运往他处销售……宁波上海两地商人一年之内为五十万两之贸易者不下六七卜家，如此计之，则合计贸易额当不下三千万两或三千五百万两矣。”宁波商人在汉口主要经营水产业、银楼业、杂粮行、洋油行、五金行、银行等，湖北主要商埠的洋行买办也大多由宁波人充任。“宁波帮……或合绍兴称宁绍帮。凡汉口之海产物商店及金银细工业，大多为此帮所占。又长江之夹板船航运业皆属宁波商人所经营，其输入品为棉纱、棉布、绸缎、海产物等类；输出品为杂粮、黄豆、桐油、牛油、片麻、苎麻、棉、米等类。”在汉口的宁波商人由于头脑灵活，在招揽货运，出售洋货方面，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最能满足洋行的需要，“特别容易作成烟草、糖和煤油等方面的生意。”在沙市，宁波商帮最大的生意是银楼号。“老宝成”、“老天宝”、“老同震”、“老丹凤”等知名银楼号都是他们所开，各号店堂高大，建筑坚固精美，居沙市之冠。由宁波人担任代理商的“慎大”、“生记”、“明德”等煤油号，包揽了沙市周边各县所需煤油的大部分批发业务。由于资金充裕，经营灵活，还在沙市兼营其他业务。如老天宝银楼兼营复和医院，慎大煤油号兼做“联太”、“生昌”内庄，经营棉花、匹头和杂粮业务。宁波商帮在宜昌建有浙江会馆（今浙江路）。较为有名的美达利百货店，主要从事批发业务；三友实业社则专营该社生产的棉织品。其他有亨达利、亨得利等钟表眼镜店，天禄、嘉福两家鞋帽庄，鸿彰服装店等。三北轮船公司曾在宜昌设立分公司，由任子卿任分公司经理，他还曾出任过宜昌商会执行委员和理事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宁波商帮在湖北开办的绸缎、银楼、五金、颜料、海味等商号业务大兴，普遍获利。“屈计汉市获利者，仍首推钱业，尤以浙帮各庄为最，江西帮次之，本帮以及徽州、镇江等帮又次之。”一战结束后，宁波商帮势力渐盛，与徽帮相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汉口市场海味糖盐业务庞大，行销甚广，自1871年宁波商人董章顺在汉口合资开设同春海味号后，又有丰裕顺、立昌生、同丰、镇昌、裕源祥等30余家陆续开设，创办者以镇海人为多。1910年在永升平河街成立“浙宁海味同业公会”。各店最初专营海味，后多兼营糖业其他如汉口鸿彰永绸缎店，系宇波鸿影绸缎庄经理马冠群于1903年创办，每年获纯利均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20世纪20年代的武昌大街

宁波商帮在湖北口岸城市业务的拓展，是建立在相对活跃的金融业基础之上的。由于浙宁帮钱庄、银行遍布长江南北各大商埠，这就使宁波商人在开拓内地市场时具有了明显的优势，因为大多数钱庄更倾向于对同乡商铺投资或给予金融上的便利浙帮钱庄在汉口金融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盖浙商所经营之绸缎、银楼、五金、颜料等业，皆占汉埠第一位，因而该帮金融业势力随大。且浙帮各庄，经营得法，又能通力合作，呼应灵通，一面与各银行接近，一面竭力与他帮竞争，复以其资本雄厚，冠于各帮，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造成今日之局势，良非偶然。”银行业方面，浙江兴业、浙江实业、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长期在汉口设立分行。宁波商帮开办的四明银行纸币，一度在鄂西北颇受商铺欢迎，每元纸币折算银元竟高出二成左右，主要原因是当地匪患严重，银元不便携带之故。

宁波商人对湖北近代贸易的影响还表现在度量衡及货币结算等方面。中国近代度量衡混乱错杂，各地标准互异，汉口一地即不下百种，各帮各业均自定所用之度量衡。浙宁秤由宁波商人带入汉口后，最初仅在米、煤、柴薪等交易中使用，因该秤每担折合英制后与海关秤一担相同，被外国商人所乐用，华洋贸易遂大得其便，因而成为汉口市场通用的主要衡器之一。凡输出输入之红茶、牛皮、烟、麻、羊毛、豆饼、樟脑、海味、白蜡等货品，均以浙宁秤为准。在货币结算方面，清末民初，武汉货币种类繁多，交易结算每因行市高低而生纠纷。1917年，宁波商帮鸿彰永绸缎店率先废除银两计算，将货价一律改为银元，以角分划价，大大方便了门市交易，并逐渐被其他门店所效仿。

善于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这是宁波商帮一个显著特点。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大举兴办洋务新政，湖北武汉成为晚清工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因缘时会，在湖北工业近代化的进程中又清楚地看到“宁波帮”的身影。其中被张之洞称作“有为之士”的宋炜臣，即为主要代表。1896年宋炜臣受叶澄衷的委托来到汉口，寻找投资机会。次年，他与叶澄衷各出资14万元，招股14万元，在汉口通济门外创办燮昌火柴第二厂，成为湖北第一家由民族资本经营的现代工业企业。开办之初，仅有排梗机38部，工人700名。其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用工达1200余人，年产双卿牌火柴1亿盒，产量居全国首位。在张之洞特许下，该厂产品行销湖北、湖南等省，并获15年专利。一税之后，通行各地，不再重征。投产当年即获利18万两。获得成功的宋炜臣看到湖北大兴学堂编练新军，需要大量呢绒军服、学生制服、皮鞋和马靴，于1903年在江汉路开设华盛呢绒军装皮件号，成批承制军营和学校订货。由于主要原料和技工均来自上海，制作精良，颇受欢迎。为了在武汉站稳脚跟大展宏图，多财善贾的宋炜臣不惜重金，捐得候补道官衔，嗣又获二品顶戴。为了联络达官贵人.宋炜臣在华盛号二楼辟设专室，专门用来招待高官和商界名流。有了官府的维护和名流的抬举，使宋炜臣一时声望大增，誉满三镇，被认为是汉口的“中国头号商人”。

20世纪初，既济水电公司的兴办是武汉城市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创办既济水电公司则成为宋炜臣事业的顶峰。1906年，宋体察到张之洞不愿让外资插手水电事业的意图，遂邀集浙江、湖北、江西三省10余名富商，集股投资，在汉口创办水电公司。筹备处设于华盛号内，取水火既济之义，定名为“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经张之洞批准动工兴建，并给予专利。1908年电厂建成送电，有500千瓦直流发电机3部；1909年水厂落成，每日出水500万加仑，水质优良，供不应求。其后该公司设备几经扩充，电厂装机总量达到1500千瓦，占当时国内民营电厂装机总量的1/3以上，成为国内著名的商办水电企业。在此期间，宋炜臣还先后投资兴办汉口扬子机器厂、阳新富池口铜矿、竹山五丰铜矿等企业，其中他与浙江铁路公司、汉阳铁厂及顾润章、李维格、王光等人合股创办的扬子机器厂颇具规模，生产了大批当时紧缺的铁路、桥梁、发动机、锅炉和工程机械配件.曾为汉冶萍公司制造了20艘大型驳船，在湖北近代机械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0世纪20年代的汉口市容

在汉口的宁波商帮中，像宋炜臣这样以商业利润投资产业，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紧密结合的例子比比皆是。如1904年，宁波商人盛竹书在汉口创办最早的机制汉丰面粉厂；1906年，又有宁波人景庆云购进法国机器.独资开办金龙面粉厂于法租界，计有18、20寸磨机4部，日产300包；还有宁波人阮文衷在汉口创办的元丰豆粕制造厂和1907年宁波商人集股在汉阳开办的顺丰榨油厂。此外，有1911年贺宝庆（镇海人）创办的宝华印染厂，1912年李厚谟（镇海人）创办的茂汜皮鞋厂，以及宁绍同乡集股创办的东华绸布染厂、耀华玻璃厂、雄黄厂等。1909年，湖广总督陈夔龙在武昌平湖门举办“劝业奖进会”，除湖北工商行销产品外，另设宁波、上海等馆，展出其知名产品。展览45天结束后，又将展品资料编印成奏办《湖北劝业奖进会一览》3000份，发至各州县供商民研究。

建筑营造业是宁波商帮在湖北涉及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一度占据了近代武汉建筑市场的半壁江山，为武汉城市面貌的根本改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明昌裕、汉协盛为代表的宁波商帮营造商，在湖北武汉留下了一大批至今仍令人称道的近代建筑作品。

1894年，定海人周昆裕被其供职的上海营造厂派往汉口，负责横滨正金银行大厦的建设施匚。有感于汉口洋行林立，市面日趋繁荣，建筑市场前途广阔，周辞去上海营造厂的工作.与同行在汉口合营明昌太木厂，开始承包房屋建筑工程。1898年，周昆裕独资创办明昌裕木厂，成为在武汉正式开业的第一家华人营造厂，先后承建过震寰纱厂、颐中烟草公司、沙市打包厂、西商跑马场、上海电影院、江汉村等大型工程。为了解决本地砖瓦质次价高、供不应求的矛盾，明昌裕创办之初即开始兼营砖瓦生产，开办了裕记砖瓦厂。通过仿照德商德源陡瓦厂产品及生产技术，又利用武汉土质较优的特点，在汉口华商中率先生产出机制红瓦。推出的裕记红瓦片薄、量轻、坚固，销路遍及大江南北数十省。嗣又仿建德式轮窑，使砖瓦产量、质量大幅提高，带动了湖北砖瓦生产业跨入机器制造的新阶段。(www.xing528.com)

同明昌裕相比，其后开办的汉协盛营造厂发展更为迅速，很快便占据了武汉营造业的首位。1905年，承造汉口平和打包厂工程的上海协盛营造厂，委派宁波人沈祝三前来主持施工。1908年，沈祝三在汉口六合路创办汉协盛营造厂，对外承包建筑工程。由于其在平和打包厂工程中表现出一流的施工水平，很快享誉三镇。此间，沈祝三通过结识英国人海明司，并帮助他开办了以承接建筑设计和工程监理业务为主业的景明洋行，从而承揽到大批建筑工程，业务蒸蒸日上。这些新式建筑大多设计复杂，技术要求较高。沈祝三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不惜工本，从上海招聘技术工人来汉.以满足不断提高的技术要求。随着施工规模扩大，汉办盛陆续购进英制翻斗搅拌机、打桩机、起重机等专用设备，有货轮、拖驳多艘和卡车20余辆。同时，以低于市价二成的价格，每年从德国直接采购钢材3万吨，通过减少中间环节来降低建造成本。为了保证砖瓦质量，汉协盛购入德商阜成砖瓦厂.添置60马力蒸汽机、16英寸砖机等关键设备，年产红砖能力超过1000万块，成为湖北规模最大的机制砖厂。嗣又开办阜成轧石厂于汉口，另建炼灰厂一座，使用立窑烧制石灰。借助与浙江兴业银行经理王道平的同乡关系，汉协盛在资金融通方面大得便利，很快发展成为武汉地区规模最大，且具有托拉斯性质的营造厂。先后在武汉等地承建了多家大型纱厂、银行以及景明大楼、国货公司大楼等一大批著名建筑和近代工矿企业。其中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明银行大楼，是武汉三镇当时最高的建筑；武汉大学主体建筑、璇宫饭店，则因设计独特、工程优良，至今仍被视为武汉近代建筑的代表作。汉协盛营造厂在汉承建主要工程还有：汇丰银行、台湾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中孚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保安保险公司、利华打包厂、隆茂打包厂、穗丰打包厂、和记蛋厂扩建工程、景明洋行、礼和洋行、大来洋行、卜内门洋行、西门子洋行、捷成洋行、永兴洋行、三菱公司、日清轮船公司、日本同仁会医院、信义大楼、华商总会大楼、三北轮船公司、第一纱厂北厂、裕华纱厂、申新四厂、福新五厂、汉口电话局、汉口总商会大楼、中国国货公司、协和医院、梅神父医院、普爱医院、圣玛丽学校、懿训女校、英国小学校、海陆饭店、珞珈碑路高级住宅、八大家住宅、德林房子、万国跑马场等。另外，经营罐头食品起家的定海人陈松林，则在30年代兴建了设备一流的上海大戏院。

宁波商帮在武汉兴建楼宇和工厂、医院、学校的同时，还建造了一批新式里弄住宅区，供高级职员和殷实商贾居住。1908年叶氏家族在汉口购地兴建泰兴里；1921年四明银行在汉口繁华的江汉路附近购地兴建宁波里，共建成二层住宅及街面房30栋；汉协盛营造厂则利用剩余的建筑材料和旧料，分别在三元里、共和里、德华里建造了住宅楼和铺面180余间。在不断增加的西洋式建筑和里弄式住宅面前，武汉以“板壁”民居为代表的旧式建筑愈益显得黯然失色。由于浙江来汉从事营造业的人数众多，早在1909年浙江旅汉泥木匠师便集资兴建营造公所，作为聚会议事之处。回顾近代武汉城市面貌发生的变化，宁波籍营造商功不可没。

近代湖北交通，初以水船运输为主，汉口开埠后始有轮运，但多为外国轮船公司所把持，华轮公司仅有招商局一家。1908年经虞洽卿倡议，浙江宁绍两属同乡创办宁绍商船公司。1913年虞洽卿又独资开办三北轮船公司。同年，法商东方轮船公司停业，宁绍公司租下东方公司在汉口的码头仓库，与三北公司代理的鸿安公司一同来汉，开辟沪汉航线。两家公司在江汉路联合办公，先后投入“宁绍”、“长安”、“德安”三轮。当“宁绍”轮首航抵达汉口时，受到宁绍两属旅汉同乡两三千人的欢迎。“一次”大战期间，长江运价上涨，宁绍公司添购“宁静”轮投入沪汉航线。三北公司则设特别快班“龙兴”轮，每周往返汉沪一次，同时加开正班、副班，投入“长兴”、“明兴”、“德兴”等6艘客货轮，每隔10天往返一次。

20世纪20年代的汉口码头

不久又开辟汉口至湘潭航线，开通上海——汉口——长沙直达航班。1921年，三北公司在汉口买进华昌轮船公司全部产业，增开汉湘线。翌年，又向美商大来洋行购买其在汉口的码头、仓库及趸船，在汉口陈其美路兴建四层办公大楼及仓库。五卅运动爆发，三北公司以“中国人乘中国船，中国货装中国船”相号召，获利甚丰，实力不断壮大。1927年开行汉口至宜昌航线。嗣又购置川船2艘，开行申渝直达航线，并在宜昌兴建办公楼和货物堆栈。到1936年6月，三北公司往来长江航线的轮船已达10艘，14582吨。

三北、宁绍公司长江航运业务的不断拓展，密切了湖北与沿海及西南地区的经济联系，推动了埠际贸易的发展。湖北农产品输出以棉花为大宗，棉花贸易是湖北华商能够居于支配地位的极少数贸易项目之一。以往由外轮公司装运，每每在运价及装运安排上受到歧视。自三北、宁绍两公司崛起，湖北运往上海、青岛等地的棉花，多由两公司及招商局装运。1934年，汉口棉花商与三公司订立了为期一年的互惠合同。三北、宁绍公司在运价和优先起运权等方面，均给予优惠。“其团契精神，至足令人钦佩也”。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武汉的大批工矿企业奉命西迁。三北公司和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华轮公司先后组成“内河航业联合办事处”及“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克服重重困难，投入到危险而繁重的抢运工作之中。三北公司还配合民生公司，从1938年5月起，参加了在卢作孚主持下，被实业界誉为“东方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抢运，使滞留在宜昌的大批设备、物资和人员得以安全转移。湖北近代工业的精华部分亦得以基本保全，从而奠定了大后方战时工业之基础，为全民族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业行会是推动近代湖北市场缓慢发展的重要动力，宁波商帮是最早在湖北建立会馆的外地商帮之一。乾隆四十五年（1780），宁波商帮以联络同乡、维持商业为宗旨，在汉口九如桥兴建浙宁公所；宣统元年（1909）改名为宁波会馆。在沙市，浙江商人最初购建的会馆，内有戏台、神像，宁波商人因出资最多主张用宁波会馆之名，但其他浙商意见不一，遂定名“孤庞会馆”，取杭州孤山与宁波庞山各一字。宁波商人后又在沙市刘家场另建宁波会馆一处。

1907年汉口商务总会成立，公举熟悉商情、众望素孚者为总理、协理，各行业帮会则推举代表担任会董和议董。1916年汉口商务总会依法改组为总商会，宁波商帮因营业广、资金足，在商界颇有口碑，故在早期汉口商会历届总、协理及议董、会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见附表）。

市场创造历史。回首湖北近代史上宁波商帮的贡献和影响，他们的精明、坚韧和开拓精神令人折服。2004年5月24日，武汉报纸均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浙商军团昨签大单，投资403亿元参与我省建设“浙商投资将助江城变靓“。我们相信，浙江、湖北通过资本、机制优势和资源、成本优势互补，两省经济发展将如虎添翼，再现辉煌。

（本文作者系湖北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1909年创立的武汉宁波会馆（其前身为有百余年历史的浙宁公所）旧址

宁波籍商人在汉口商会任职情况一览表